7月11日,审计署公开了该部门“三公支出”的明细“账目”。这份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央单位公布的最详细的部门清单”显示:该部门去年财政预算2711万;拥有公车206辆;购车4辆,花费115万元;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花费5万余元。
值得称道的是,此次审计署将公务车编制及实有数“206辆”明白列出,在中央各部门中可谓“头一份儿”。 然而,在称赞之余有一组数据格外刺眼:该部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达1229万元,占总支出近半。
近年来,事关“公车改革”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目前,被外界预测为“史上最严格”的车改亦在深入推进当中。
今年年初,以《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下发为标志,新一轮公车改革拉开帷幕。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相关办法,首次明确公车购置和运转费用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4月25日,在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政府的频繁动作表明: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再次成为反腐倡廉的突出问题,被提上日程。
事实上,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在该规定出台后,全国各地曾陆续刮起公车改革之风:1997年,广东省曾尝试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试行;2003年,全国多地曾通过“卖公车、发补贴”的方式再次参与改革。
然而迄今为止,公车改革实效如何?
有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公车养护费用高达2000多亿元。另据报道,2008年,该项花费增至3000多亿元。财政部、发改委和统计局的调研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公务用车消费支出约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公务车购置费用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除此之外,曾有媒体报道:相较于私家轿车每万公里0.82万元的运行成本,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车这一费用竟高达3万元以上。
多年努力之后,公车改革缘何仍只是一阵风似的吹过?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并未真正触碰问题的核心。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车改革主要有三种模式:货币化改革模式、半货币化改革模式及加强管理型模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和部门却普遍存在“用错力气”的现象:即并未着力“革”去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运用制度及政策将公车使用合法化。其中,颇受争议的举措即是车贴发放模式。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曾启动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都在改革范围之内。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人员每年车贴高达8万元。
消息一出,引来舆论一片哗然:车改难道是官员们的一轮“变相加薪”?2009年7月25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实行仅一年多的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从此类“车改之怪现象”不难看出:在部分地区,车改没有节约公共财政支出,却成为既得利益者“福利变现”的渠道。通过改革,本来“不占理”的公车使用,反倒通过货币补贴合法化了,公共资源成为被堂而皇之地分割的“大蛋糕”。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对公车改革表态:“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国家发改委也曾表态,公车改革已经逐渐从各地“单打独斗的细枝末节的变革,进入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变局”。
种种回应正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在当前财政资金使用仍旧缺乏监督及制约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仍需通过体制调整实现实质性突破。
对于公车改革,或许香港模式值得借鉴。在香港,“预算细化到一张办公用纸”,信息公开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2009年的数据显示,香港拥有近17万公务员,公务用车数量仅为6777辆。
香港公务用车管理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香港财经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政府车辆的采购配置、运行监管和专职司机的管理工作,政府各个部门负责配置本部门政府车辆的保管和使用,并随时将车辆运行情况上报给物流服务署,形成了一个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
事实上,对于公车改革,公众期待的决不仅仅是一组组数据的发布,更重要的是据此监督相关部门“钱花得是否合理、车用得是否合理”。目前我国的公务用车管理模式,已弊端频现。如何抑制公车消费支出增长、杜绝管理黑洞,仍将考验政府智慧。
公车改革,别再只是一阵风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