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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85岁的方鼎老人做梦也不敢相信，明明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成果，自己却难以申报奖项。
几年前，方鼎退休后的成果被单位部分领导申报，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评审，后经多位研究人员举报，该奖项今年年初被撤销。然而，当年自己不知情被人报奖时的鉴定却成为他自己申报奖项的“拦路虎”。
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南宁展开调查，发现这个省级科技大奖撤销半年后，在当地，质疑和争议依然不绝如缕，而真正的反思和处理同样让人期待。
30年前的成果被打包申报科技大奖
2009年10月初，广西中医药研究院老职工施骞到单位图书室查资料，偶然听到的一则消息让这位退休近10年的主任药师的生活从此改变——她走上了一条学术打假的道路。
有人在闲谈中提到：单位将30年前成果打包申报自治区科技进步大奖，主要研究人员不在报奖书中。
施骞经常到院里走动，此前并没有见到报奖的相关公示。她有些好奇，问过很多人，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份报奖书；有人则回想起单位曾以报奖名称和参加该项目研究人员排名作为公示内容张贴，但具体内容很简单，也没人留意。
施骞找到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要求查阅相关内容。让她意外的是，对方表示，“不能给你看，但可以把你的名字加上。”
施骞顿时心生疑窦。
这位老人在单位以性格耿直著称。2007年，她多次向单位反映实验室的排毒装置损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施骞专门到上级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告过状，“一下就告准了，拨来了10万元钱。”
施骞随后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遗憾的是，她仍然没能看到相关报奖材料。
正当施骞四处打听时，有人偷偷在她单位信箱里塞进了一包材料。
施骞终于得以见到了这份题为《广西中药资源发掘整理与特色药材开发利用》的项目简介和桂科鉴字【2009】78号的该项目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此前的传言在这份材料中似乎得到证实。
仔细翻阅其中所述项目，在研究院工作多年的施骞发现，很多成果的研发时间是在几十年前，比如在鉴定书第一项“简要技术书名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中，重点举例的特色药材开发成果“两面针中药牙膏”、“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等。
施骞提供的一份内部资料《广西中医药研究所五十年》（1956~2006）（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前身）上对此有着专门记载，在该资料第116页中介绍，两面针研究时间为1974年，“柳州牙膏厂用两面针配置牙膏，已成为全国名牌产品。”
在该资料第118页中介绍，肤阴洁研究时间为1988年~1990年，合作单位为源安堂制药厂，现由广西源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量已超20亿元。该成果是中国驰名商标，早已获得1991年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全国“七五”星火计划金奖等十几项奖。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广西科技信息网上，早在2009年3月15日，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就这一成果进行了科技成果登记展示，登记号为200986081，分类号为R285。一同登记发布的还有许多当年准备评奖的项目。
在这份登记展示中介绍的立项背景为：根据我院参与完成的广西80年代以前进行的中草药全面普查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广西中草药资源进行发掘整理，开展药用资源分类鉴定、药材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特色药材开发研究。
这份登记展示中还称：“经科技厅组织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现任领导取代当年主要研发人员出现在报奖书中
在申报科技奖的项目简介中，专门强调了经济效益突出，重大产品经济效益仅用了两项成果举例，分别为“两面针中药牙膏”和“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简介中称，这两个项目的累计效益达81亿元，其中两面针中药牙膏累计产值为61亿元。
根据《广西中医药研究所五十年》的记载，两面针的主要研究人员为黄治勋、李志和、洪庚辛和曾雪瑜，肤阴洁的主要研究人员为黄初贵、陈运育、邓强等人。
然而，施骞仔细对比，发现两面针和肤阴洁的主要研发人员都没有出现在报奖书的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
事实上，报奖书中主要研制人员名单里列出的人员多达19位。与之相对的则是，不少现任领导纷纷出现在报奖成果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现任院长陈小刚教授名列报奖名单的首位，对成果创造性贡献栏目的描述为“总负责”。在主要研制人员名单前10人中，有3位现任所长，还有两人分别是研究院科技办主任、副主任。
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小刚教授2001年调任广西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此前，他一直在外单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06年12月28日，该所正式更名为广西中医药研究院，陈小刚教授就任该院院长、党委书记至今。
在广西日报2009年10月3日第七版，2009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奖励项目公告中，这一项目位列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一公告则标志着“2009年度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
2009年10月30日清晨，就在该奖项公示期最后的日子，施骞专程赶到广西科技进步奖励办公室，交上了对项目申报奖项表示异议的实名信。
针对报奖书列举的数十项国药准字号药物研发出现在2000年以前，施骞认为院领导涉嫌侵夺他人发现和科技成果，并在信中提出多项质疑：“未参加科研工作的人员不应列在‘主要研制人员名单’表中；关键研究人员在‘主要研制人员名单’表中被遗漏；如果陈小刚是主要研制人员，那么2000年以前为此做过贡献的主要领导是否也应该在名单上面……”
2009年11月13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科教处的主持下，专家组对施骞提出的异议进行了调查。
施骞回忆，当时有专家劝解，“如果没有单位一把手参加，是得不到奖的”，“现实社会就是这样”。但她依然坚持自己所提出的“异议”。
也有单位领导与施骞沟通：“不是被打包的科研成果获奖，而是包装的模式写得好才得奖。”
这让施骞等老一辈的科研人员感觉十分滑稽，“形式的东西再好，可没有实在的内容，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院内，针对报奖质疑的声音也开始蔓延。
2009年12月8日，“肤阴洁”主要研究人员之一黄初贵参加单位老干部第二党支部民主生活会，第一次得知自己的成果被单位申报自治区科技进步奖，惊愕不已——按照科技成果报奖程序，第一步就是应该由研究参与者提交原始材料，而此前他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却全然不知情。
随后，黄初贵和其他三位该成果主要研制人员联名向广西科技奖励办公室写信，直指报奖造假，“当时还不知道在何方的一些人被列为成果的申报人员，这是违背事实的。”
科技大奖撤销了，管理部门对撤奖理由却讳莫如深
方鼎是已经名列报奖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中的“反对者”。
85岁的方鼎曾任广西中医药研究所中药室主任（现广西中医药研究院中药所），1987年4月退休，1993年10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退休后虽未被返聘，方鼎依然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发表了SCI文章三篇，发表了1个新属（介于族和种之间的分类阶）、82个新种，出版专著7种。1993年，他主编的《广西中药资源名录》，首次发布了广西有4623种中草药，数量上仅次于云南。
方鼎回忆，2009年，单位业务科一位女士前来通报，“我们要报个奖，把您放在11位，不能再靠前了，但分钱多给您一点。”
方鼎当时还很高兴，以为是单位的照顾，没有仔细询问就在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不经意的签名为他此后几年的烦恼埋下了伏笔。
2009年12月4日下午，研究院召集报奖名单中的人员开会，通报情况，请参与人员重新签字，方鼎这才知道奖项的名称和获奖情况。正是方鼎退休后这些个人的研发成果，成了报奖书中的重要支撑，譬如成果登记上提及的三篇文章被SCI收录，其中就有他这一时期的成果。
方鼎当场提出“报奖全过程不透明，到这次开会前仍未有人告知相关情况”，但与会领导坚持“报奖名单不能改，排名次序也不能变”，方鼎拒绝在报奖书上签名，并愤然退出了会场。
正是由于这些异议和反对，按照广西科技奖励办法的规定，表彰由此被搁置。
2010年1月举行的广西科技表彰奖励大会光荣册上，《广西中药资源发掘整理与特色药材开发利用》项目信息悄然消失。
此时，方鼎开始申请把自己退休23年间在资源植物调查、鉴定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从研究院2009年打包报奖项目中删除，以《广西资源植物新分类群》为题，自己申报成果鉴定，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领导的支持。
2010年4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科教处负责人来到研究院，传达领导同意方鼎申请的意见。
方鼎此后多次找相关负责人，却始终没有得到研究院的申报盖章推荐。而一些参与合作研究的项目成员却主动提出放弃申报。在不断追问中，方鼎被告知，“申报材料已经在打包报奖项目中进行了专家鉴定，无法再次鉴定。”
这让方鼎的支持者们感到滑稽——该项目研究成果被国际植物名录索引收录的、以方鼎（D.fang）名字为第一命名人的新分类群就有80个，“这些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呀，这样的成果居然自己想报奖都报不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同样在方鼎的申报材料中，93个新分类群，仅有22个供药用，而此前的鉴定中则称“68个特色药材”，“这不是要人命的造假吹牛吗？”
2011年1月7日上午，2011年广西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暨科技表彰奖励大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宣布2010年度广西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引人关注的是，两项此前公示过的成果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撤销，其中一项就是《广西中药资源发掘整理与特色药材开发利用》。
方鼎等人等来的依旧是失望。
2011年5月4日，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拟申请评审项目《广西资源植物新分类群》研究讨论会，会上指出，“该项目所阐述93个新分类群，已有68个包含于《广西中药资源发掘整理与特色药材开发利用》（桂科鉴字【2009】78号），这点应在申请评审单位意见中得到如实反映。”
事实上，就在科技表彰奖励大会后，施骞很快也接到自治区科技奖励办工作人员关于撤奖的口头通知，然而，按照科技大奖评选中针对主要“异议”者规定回复程序，她一直没有拿到书面材料。
同样让人不解的是，对于撤销的缘由，该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出说明，而管理部门对此也讳莫如深。
7月17日，知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近年来单位打包报奖并不鲜见，国内单位为了获得院士、科技奖项等荣誉，不断排列组合玩包装的游戏，包装模式创新的说法充分暴露了这一潜规则。
方舟子认为，这本身已属于不正常行为，“就像别人写了几篇论文，你整理成一个综述”，但是研究人员毫不知情，成果被侵占现象则显得更为猖獗和恶劣。
他就此质疑，经过多重评审的科技大奖为什么取消？是否有领导涉嫌利用职权侵夺科研成果？管理部门的认定无疑是缺位了。
几位“异议”者也袒露心声，“科技大奖撤销了，对报奖成果的鉴定能否早日纠正？”
本报南宁7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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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雷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