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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有着168年历史的老报《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最后一次发行；7月15日，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首次发表公开道歉信，“我们向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人表示歉意……”而披露窃听丑闻从而直接葬送了《世界新闻报》的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则表示，那篇报道只是开始。
“窃听门”风暴仍在发酵，围观的人群已经眼花缭乱。默多克此时的“镇定”，是不是“风暴眼”中的暂时宁静，他和他的传媒帝国能不能挺过眼下这一轮危机，目前还不好断言。不过，这一事件目前呈现出来的“破坏力”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报纸关门、高管去职、收购叫停，以及声誉和话语权的流失，所有这些“坏消息”都让人有些相信，事情或许真的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刚刚开始”，一方面是“坏下去”，具体体现在“窃听门”风暴可能会被继续揭露下去，“坏消息”会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就像当年的“水门事件”一样，将政府高层、警方、媒体等等牵扯进来，从而由一个单纯的媒体事件演变为一桩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好起来”，即可能预示着某种积极乐观的走向，有学者称，默多克此番忍痛停刊，是“尊重民意和舆论、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明智之举”，体现了媒体的自律，体现了传媒行业的“零容忍”。
《世界新闻报》的倒掉并非一时一事之功，其不择手段获取新闻的做法由来已久。公允地评价，《世界新闻报》确曾挖出诸多精彩猛料，但那些以公众人物为爆料对象的新闻，可能会有“麻烦”，但尚不至于酿成“灾难”。而此番被披露出来的窃听遭劫女孩事件，事涉普通民众，公众的愤怒可想而知，可以说，《世界新闻报》关门不过是一连串行为的总爆发而已。
这就是说，事件由头固然是媒体记者肆意侵犯公众隐私的丑闻，而最终裹挟进来的，很可能还包括政府、警察的滥权、失职乃至腐败行为，概言之，新闻的越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公权力的失守，而这，才是这一事件最为致命也最为精彩的看点。且看事发后一些政界要人急着撇清与默多克关系的表现，即可明了这一事件在政界的震撼力之强大。
至于说，这一事件透露出来的媒体“好起来”迹象，似乎远没那么乐观。《世界新闻报》的停刊可以视为是默多克向公众示好的聪明做法，又何尝不是断尾求生的无奈之举？满口的“we are sorry”背后，是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在去年同样遭遇大量指控时，他采取的是逃避和混淆视听等策略，今年，他已无路可退。
值得注意的是，以与警方私下交易、雇佣私人侦探等方式获取新闻，并非新闻国际公司一家。窃听语音信箱的做法一度非常普遍，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很多媒体公开的秘密。在激烈的竞争、巨大的利益面前，媒体的自律、行业的规则并非想象的那样强大，很难真正遏止获取轰动性新闻的冲动。
无论“坏下去”，还是“好起来”，这一事件对传媒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中，最醒目的一点就是公众对传媒日渐泛化、记者动辄哗众取宠的厌倦，这种厌倦正是决定媒体存亡的关键所在。过分发达的资讯在满足人群信息需求的同时，正在越来越呈现出对人的干扰和干涉。这种影响一旦指向遭劫女孩这样的普通民众，恐惧和愤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这些年来，国内传媒业发展迅速，记者采用暗访、隐蔽拍摄等行为也十分普遍，这其中，有很多关系到公众利益的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纠纷。如何在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之间划出一条红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不仅关涉到新闻理念、职业伦理，也牵扯到法律界定是否明确、部门监管是否到位、公众监督是否有力的问题。除了必须尊重和保护民事主体或公民的应有权利之外，国内媒体还面临另外一重困难，那就是如何切实保护记者的正当采访，特别是舆论监督不受阻挠。可以说，二者在价值排序上并无先后之分，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相辅相成、荣损与共。
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新闻报》丑闻事件或许能够让我们在检视、反思自己的同时，更加注重完善新闻法规的建设，以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保障媒体人员自身的权益，从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此外，也可能推动职业伦理的思考，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媒体的自由与边界，理解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的红线。这注定也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事业。
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