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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已经不愿谈论特区总在刷新的经济数字了。
在市中心一间墙上写着“情感困惑 免费咨询”的公寓里，当年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现年70岁的前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连连摆手说：“我不关注深圳的经济建设了——无非是增加个‘名片’、增加个‘亮点’。”在创造了世上最快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深圳，这些是最不缺乏的。
1987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调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目前的头衔仍是“主任”：2009年4月至今，他创办并领导着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一家主要通过热线电话为人解决情绪危机的民间公益组织。
他戏称自己一直都是“体改委主任”，从前在体制内，现在是体制外的。
这位改革派官员参与起草过国家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也经手了招商银行和万科地产公司等进入股票市场，不过据他自己判断，做过的事情当中，创办这家民间机构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当年推动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他自认为“改革出身”，也从没离开“改革的事业”，因为：“中国改革某种意义上已经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领域。”
每周一至周六，前体改委主任领着一位卸任局长和24位心理咨询师，守着一部热线电话。
心理咨询师的身价以每小时五六百元计，但在这里，值班一天的补贴为50～80元不等，有时一个电话就长达两个小时，讲得口干舌燥。
热线号码为“88851085”，谐音“帮帮帮我，一定帮我”。过去的26个月里，这部热线接通了8100多个请求，求助者来自国内28个省区市，以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
电话那头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滋味的苦闷。恋人分手、丈夫“网恋”、少女偶然发现自己的孤儿身份、公务员在钱色诱惑中迟疑、公共汽车司机祖屋被强拆，或是妇产科医生看不惯同事给病人滥开保健品……
迄今为止，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徐景安从没学过任何心理学的知识。他必须调出全部的生活阅历，才能应付那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
当听说有人出现自杀或杀人倾向，情感护理中心都力邀对方当面谈。第一个访客是与女友分手的年轻人，他打算给她下安眠药，然后自杀。咨询师开导了一个多小时，决定由徐景安亲自面谈。
徐景安并不比咨询师专业。从聊天记录来看，他只是以平等的姿态，为这个年轻人分析可能的后果。在絮絮叨叨的3个小时之后，年轻人决定放弃计划，与徐景安“拉钩”，保证不做傻事。
另一个境遇类似的男人原本打定主意，如果找不回决裂的爱情，就要“像杨佳那样扫平派出所”。徐景安陪他吃了一顿晚饭，通了几个电话，发现事情原本很小，不过是女友不愿散步引起的争执。
他的经验包括，不要上来就批评，“情绪一对立，讲什么道理对方都听不进”。“表扬是不要成本的，但往往我们舍不得。”这与心理咨询的原则异曲同工。
还有很多问题与儿女私情无关。一位考虑过以卖肾或杀人来赚钱养家的中年人在电话里问：“你看现在，城市建设搞得这么好，可是我们没有文化的人，只会打工，年龄在一天天增长，人生却一事无成……我人生的路在哪里？”
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深圳的打工仔，被一家眼镜厂强行辞退，厂方逼他签字声明“自己要求辞工”。他向政府反映，被“一推再推”。后来，他骑自行车拉客赚钱，又被索要“保护费”。他气得回家抄起了菜刀。
两年间，“帮帮帮我”热线劝阻了20起自杀或他杀的高危事件，很多人致电原本只是想找一个留遗言的地方。先后有589人次到过情感护理中心。有时，即使对方提出夜间会面，徐景安也会赴约。他把私人手机号码给了很多人。
当听说一个陷入劳动纠纷的哈尔滨籍小伙儿“正在托人买炸药”，徐景安赶紧约他见面。此人拿来一些材料，证明自己遭遇不公，话不太多。徐景安说，先不谈这件不开心的事，谈谈你的经历吧。
这名求助者曾因砍掉人的耳朵而被判刑，后到深圳打工，理想是“开宝马”。在这位退休官员面前，他拿出一沓纸，上面写着自己提给国家的各种建议，包括对深圳未来的设想和组建“劳动警察”。在场的咨询师感觉，他与刚才那个声称要杀人的、人高马大的前科犯判若两人。
当事人最终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这间公寓，并向徐景安表示“以后赚了钱，要资助你们”。当天傍晚他又回到这里，捧着一个西瓜，算是第一份资助。
自1993年辞去官位以来，前体改委主任以民间姿态观察以深圳为先锋的整个国家的变革。
在他看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中国不能再停留在“物本位”社会，关注人的物质贫困，却不关注人的精神发展。
一些数字让他揪心。据调查，全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15岁至34岁人群中，自杀是头号死因。
徐景安感慨，政府和媒体都对这个数字不够重视，尽管它数倍于汶川特大地震遇难人数。“全社会都认为饿死人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自杀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不关注人，更不关注人的精神情感。”
另一个挂在他嘴边的数字是：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他设想，就像随处可见的汽车维修点一样，13亿多国民的情感也应有维修点，否则“情绪积压总会爆发”。这不是随着生产总值的攀升就能迎刃而解的。
他不难发现新的例证：轰动一时的北京大兴灭门惨案和各地校园血案的凶手，甚至深圳富士康公司连续跳楼的员工，都不是因物质穷困而走上绝路，而是恶化的情绪没有得到关注。
“今天的中国，幸福是个紧迫的政治问题。”他在不同场合强调，幸福是易为各界接受的“改革的新取向”。
这位古稀老人惯于以争分夺秒的速度“推销”自己的主张。尽管嘴里的牙齿已经残缺不全，但这不妨碍他在两个小时内始终保持着不容打断的热情和语速。
当一位相识20多年的朋友登门拜访，他批评对方，不要小富即安、只知买房和装修房子，有了钱以后不能失去“继续改革”的热情。
出席一个有关“国民幸福”的论坛时，他发现会场不满，就在演讲中指出，如果今天讨论的是股票走势，相信会场一定爆满。讨论怎样幸福，人数还不太多，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成为热点。
两年以来，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一直处于经费紧张中。支撑它的资金目前主要来自政府。深圳市民政局出资120余万元从这里“购买社会服务”。对此，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表示：“他们办了政府应该办而没有想到的事。”
徐景安不断在一些城市、企业、社区和学校推广自己的理念，为此他动用了一些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譬如，情感护理中心有时会召开“企业家联谊会”。在一次联谊会上，一名陷入困境、打算“杀两个外国人泄愤”的河南籍保安得到了一笔大额资助。也是在联谊会上，他在体改委时的一位下属呼吁那些证券、基金、上市公司支持徐景安，因为他是“以改革家的胆识和魄力创办情感护理中心，以期推动新一轮社会体制和精神领域的改革”。
2006年，徐景安就在网上发出了设立“中国人精神关爱基金”的倡议，公布了自己的所有联系方式。直到2011年，他才募集到200万元，发起“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这是国内首家以关爱精神、维护情感为宗旨的基金会，他希望借此开展自杀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监测与研究。
尽管在筹款时很多人“不搭理”他，他拒绝回忆那些碰壁的遭遇，“6年时间才成立，本身就说明是不容易的。”
这笔基金终于设立，他认为，是情感护理中心两年来的实践感动了一些人，否则“光嘴上说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在最早那份倡议书里，他借用了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的话：“对灵魂幸福的关注从来不会太早或太晚。”
从体改委主任到情感护理中心主任，连徐景安自己也承认，此举使他在同侪中面临争议，人们总要问他“为什么跨度这么大”。
当年极力为市场经济松绑的徐景安回答：过去，我做的是股票市场、股份制，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上的不足，现在，我是在弥补社会治理上的不足。他喜欢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眼下，经济体制改革是徐景安较少考虑的问题，他偶尔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他数过，自己也许做过“十件得意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越来越感到得意的是组建这个200平方米的情感护理中心。
即使不做事，他也是“吃穿不用愁的”——他是3家企业的独立董事以及一些企业的顾问。而现在，他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担当普通公民的情感顾问。他做过各种级别的顾问，现在给草根当顾问，看上去越当越小，可他觉得越当越大了。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