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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这是一幅并不复杂的民居大院布局图。但在过去20多年里，数学家江泽涵的夫人画过，沈从文的儿子画过，闻一多的侄子画过，诗人冯至父女更是一起画过。
图里画的是北平（1949年后重新更名为北京）中老胡同32号。在1946年到1952年期间，它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训导长和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
许多名字曾与这座大院相联：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中国代数拓扑学的开拓者江泽涵，闻一多胞弟、翻译家闻家驷，费孝通之兄、法学教授费青，曾任宋庆龄秘书的政治学教授吴之椿，还有北大举足轻重的教授周炳琳——他们在今日的声望各不相同，有一些极为寂寥，但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
最初画这幅图时，沈从文刚刚离世，贺麟、江泽涵、闻家驷以及翻译家陈占元、化学家孙承谔、数学家庄圻泰、教育家陈友松等人则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些老人及其后辈，希望凭借这幅图来追忆40多年前，在景山公园东侧和沙滩红楼西边这个大院里的那段时光。
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纪念”。
这幅布局图，他们曾用铅笔画过，也曾用墨水笔画过。而今年6月，当这幅图以油墨的形式印在一本名为《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书里时，当年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教授们，已全部离开人世。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
6月15日上午，走进中老胡同时，68岁的陈莹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只有隔着高墙、叶子随风婆娑掠过她头顶的那株大槐树，让陈莹确信自己站在当年曾站过的位置。
陈莹是北大西语系教授陈占元的女儿。在这棵大槐树下，她当年曾和冯至的女儿冯姚平、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以及植物学家张景钺之子张企明等一起玩游戏，一起“迎接解放”，一起“追求进步”。
6月15日下午，这4个当年的“小伙伴”在陈莹家重聚。而6天之前，当年中老胡同32号内的20多个玩伴在北京大学相聚，参加新书发布的座谈会。其中，最大的江丕权已年过八旬，最小的费平成和王汝烨则生于1949年。
他们最遗憾的是，父辈中的最后一位、被誉为“北大经济法学泰斗”的芮沐教授，在今年3月20日以103岁高龄去世——没能看到布局图印行于世。
1947年冬，芮沐的妻子周佩仪携子从美国回国，芮沐去天津塘沽迎接。当时国共双方战端已启，为躲避从铁路两旁射进的流弹，从塘沽到北平，他们一直趴在车厢里的地板上。所幸，一家人安全到达中老胡同32号院内12号。
如今，在72岁的张企明看来，芮伯伯和院里的其他伯伯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回到北平，是因为这群出生于外敌入侵或军阀混战时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一心想通过做好学问，为国家培养人才来改变国家的劲儿”。
“为了这个，一个比一个玩儿命，抗战期间特别明显。”在陈莹家中，张企明说道。他父亲张景钺当时是北大植物学系主任。
他们回忆，父辈们很看重自己的学问和人品。1937年，北大南迁时，这群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因此，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时，这些教授没有选择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是毅然决定回北平。
复员后，因校舍不敷使用，北大向北平当局提出，拨借、收购民房或敌伪房产，解决校舍宿舍问题。其中有“景山东街中老胡同门牌32号房屋一所”，是一座门口有几级台阶、两旁守着一对小石狮的大院，从1943年起被日军霸占。
沈从文、朱光潜、闻家驷等北大教工陆续迁入这个红漆大门的院子，院子里的那种“劲儿”便开始牵动着历史的神经。
当年第一位被那种“劲儿”吸引来的重要客人，当属北平新任市长何思源。1946年秋，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被蒋介石解除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担任市长。何乘飞机到北平当晚，就携夫人到中老胡同32号内10号，看望老友周炳琳。周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是社会贤达。1946年初，周恩来夫妇举行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宴会，曾邀请周炳琳夫妇作陪。
周炳琳刚入住中老胡同不久。送走何思源，他需要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和校长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大”。周炳琳拒绝参加，并且想劝阻胡适。为此，他和胡校长“吵得面红耳赤”。当年11月9日，周炳琳致函胡适称：“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在院内21号的闻家驷家，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等人经常出入。王汉斌还从香港给这位进步教授带回一个苏联造的小闹钟作为礼物。
“在这个北大进步教授云集的大宅院，他们参与了很多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费青之子费平成回忆道。
“父辈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等，是那段时期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这是这群伙伴们达成的共识。
在74岁的沈虎雏看来，“画布局图是因为大家都有‘中老胡同情结’，因为自‘文革’后，无论是父辈还是我们这群孩子，对中老胡同32号的生活都很怀念。”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一个院子
在中老胡同里，一位带着红袖章的白发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看着陈莹。陈莹告诉她，自己60年前曾在这里居住。
“是吗？！”老太太将信将疑。陈莹拿出新书，向对方展示他们所画的布局图。老太太摇了摇头说，自己在这里住了30年了，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住的居然还是些有名的北大教授。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陈莹他们刚开始画图时，记忆中的院落、房屋、假山和道路已被拆除，只剩下院中的那棵大槐树。
他们只好去档案馆里找北大校史。在校史里，有关中老胡同的记载不多。其中之一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1946年7月向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立下的一纸“房产家具借用书”，借到这座“计面积2000平方尺，内有房107间，建筑完整”的大院。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出这个院子，这些伙伴们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求“真实全面”。
当年入住中老胡同32号时，他们大都还是孩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院子的布局，而是有关这座院子的传说——“32号院曾是清末光绪朝瑾妃、珍妃娘家的宅院”。孩子们都知道，这院子“来头不小”。
传说在2008年得到印证。77岁的彭鸿远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偶遇珍妃的侄孙女唐小曼。彭鸿远是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之女，当时住32号院内7号。唐小曼则和珍妃的其他后人一起，在这个大院一直住到1943年，亲眼见到大院被日军霸占。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记得，当年在院内种菜时，自己总是把地挖得特别深，希望能挖出点不寻常的物件来。
同时在院里种菜的，还有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她回忆，在院内2号的家门口有一小块土地，“春天全家开垦”，“种老玉米、茄子、西红柿和丝瓜等”。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之椿，在北大“年高德劭，治学以渊博深刻有名”，但在32号院里，总是穿蓝布或灰布大褂，在小花园里侍弄花草。
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回忆出来的。2005年，闻家驷之子闻立树提议，除了画布局图，大家还应该为这座院子写一些回忆文字，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写。
对闻立树来说，这应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如今站在中老胡同，听到的只是头顶的槐树叶随风摆动的声音，但在当年，在住进中老胡同后不久的1948年春夏之交，除了这声音，闻立树听到的是与胡同几百米之隔的北大民主广场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而在住进中老胡同前不久的1946年7月15日，他听到的是伯父闻一多遇难的消息。
后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校本部，企图闯入校内搜捕进步学生。教授们不再有时间和心情种菜浇花，晚上常常会用手电筒照照对面的房顶，看有没有特务隐藏其上。
时任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麟原本不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但当国民党镇压学生时，他愤怒了。他多次从中老胡同出发去找傅作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监狱看望学生。贺美英回忆，时任教育部长写信给北大要求开除进步学生，校长胡适将信转到贺麟这里后，多次被他压下；学校里特务学生报告来的“黑名单”，也被贺麟锁在抽屉里置之不理。
同院的芮沐则不顾特务恐吓，为学生代写诉状、出庭辩护，并趁天黑出城，与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等人共商营救之策，还参与联名签署《北大教授罢教宣言》。
解放军围城期间，教授们在32号院内挖了几条防空壕。“那时候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这样既可以透进些光亮，也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伯伯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沈虎雏回忆道。
像这些正气凛然的故事，似乎是闻立树想要记录的。但是直到2008年，3年过去了，他手中的布局图，经过不断补充和修正后，已经定稿，收到的回忆文字却十分有限。
“闻大哥当时定的调子太严肃，把我们吓住了，好多人都不敢下笔。”冯姚平说。大家商量后，决定把回忆的内容放宽，“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写出来的内容，要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原则”。这一下子打开了很多人记忆的闸门。
90岁的北大西语系老教师张祥保身在美国，听说要写中老胡同的事，她特地跟儿子王汝烨讲述了好几次。
“我只是把妈妈讲的事情写了下来。她跟我讲院里的阿姨们怎么帮她带孩子这样的小事，还讲解放军围城、知识分子去留、知识分子改造等事情。”在座谈会上王汝烨回忆说。为了参加座谈会，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说这话时，他母亲捐赠给北大的胡适当年使用过的桌子，正在北大校史馆展览。
胡校长走了，胡校长的儿子来了
王汝烨的父亲王珉源当时是北大西语系教授。1948年，王珉源与张祥保结婚时，证婚人是校长胡适和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婚礼后，新婚夫妇离开中老胡同32号内5号的家，到毛彦文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短短几个月后，怀孕的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
后来，张祥保得知，不仅胡校长，另一位证婚人毛彦文也走了，从此永别大陆。
毛彦文的双清别墅迎来了新主人毛泽东。这里成为他进入中南海之前的住地。
中老胡同32号也迎来了一位新住户。胡校长走后，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搬出了东厂胡同的校长府邸，住进院内19号。
胡适夫人江冬秀是江泽涵的堂姐，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走时，胡适问江泽涵次子江丕桓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年轻人告诉堂姑父：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不走。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争取知识分子，父辈们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问题。”冯姚平回忆说。
如今，狭窄简陋的中老胡同里，只有老人在闲坐或慢走，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的紧张气氛。而在63年前的中老胡同里，收音机里播放着《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院里的孩子们“歌照唱、冰照滑”，大人们却多半愁眉不展。
冯至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有学生来拜访，故意把书“忘”在贺麟家里。贺麟打开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跟封皮上的书名全无关系。
江泽涵和冯至等人也有类似遭遇。小孩子觉得这事很好玩，长辈则很忧虑。贺麟赞成唯心论，而共产党赞成唯物论，他很担心后者是否容他。不过，很快地下党就通过他身边的人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留下来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麟，在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书“我们的保姆”。
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但这面旗子和这段历史后来给他招来大祸。“文革”中他不仅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还被扣上“特务”帽子，遭到关押和毒打。
就在贺麟收到锦旗的这个冬天，一发炮弹打到了中老胡同附近的新开胡同。院里的教授和孩子们，对围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半年之前，穿灰布军装的傅作义曾乘吉普车到中老胡同32号，想拜访周炳琳。但周不在家，傅只好离去。
围城期间，傅作义没有再来，但派士兵给院内教授送来面粉。冯姚平记得，“父亲很恼火，不肯出去接”。
不仅如此，冯至还在家里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同院的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们：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住在院内4号的化学系教授孙承谔，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当教授。当时他正好结束一个研究项目，从美国回国。飞机在上海降落后，好友劝他接来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一口回绝。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
“他们那时候其实也不大了解共产党，只是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民心，毫无希望，是到了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沈虎雏这样解释父辈们在60多年前的选择。
南京政府的机票送到中老胡同后，全部被弃之一边。院里的周炳琳，更是与何思源等人一起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并作为代表赴香山与叶剑英晤谈。
那些在半年前不愿接受傅作义的面粉的教授们，在1949年1月，决定接受傅作义的邀请，欣然前往中南海共商迎接北平解放大计。
解放军入城后，王珉源和32号院内其他一些教授陆续收到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人联名发来的请帖，邀他们去和新政府的官员见面吃饭。
这年9月，张祥保的叔祖张元济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当时住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在他的房间里，前来拜访的张祥保夫妇曾碰见周恩来，还曾听陈云讲长征时路过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头领歃血为盟的故事。张元济还应毛泽东之邀，一起游览天坛，毛泽东问起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觐见光绪皇帝的旧事。
“我觉得把这些记忆讲述出来，可以告诉人们，提到北京四合院，除了老舍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状态，院里的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状态。”王汝烨在座谈会上说。
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真实的历史
中老胡同32号见证了一些重大而关键的转折，也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1949年费平成出生时，徐悲鸿专门买了一辆婴儿车送来，感谢费青曾出面辩护，营救出被当做共产党员抓走的他的4个学生。费孝通也来到中老胡同的兄长家，看望新出生的侄儿。
“那时候，李伯伯他们也经常来我们家里做客。”陈莹回忆说。她所说的李伯伯，指的是的李尧棠和李健吾。李尧棠就是巴金，他那段时间经常跟曹禺等人一起出入中老胡同。
“巴金和曹禺拜访周炳琳时，特别恭敬，让他们坐沙发，他们不坐，只是在沙发扶手边靠了一下。”周炳琳的外甥张友仁当年住在周家，他在座谈会上回忆道。周炳琳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曾分别给曹禺和巴金颁过奖，所以二人见周一直执弟子礼。
巴金和曹禺是来参加这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在大会上，住在中老胡同的冯至得到了周恩来的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同院的陈占元则在这次大会上，与中学校友廖承志重逢。此后，中老胡同32号又多了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两位客人。
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越来越活跃。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冯姚平，不再沉迷于《水浒》、《说唐》等读物，而更愿意在学校里“追求进步”。回到家里，她有时还会对父母的“不够进步”产生不满情绪。
有一天，贺美英惊喜地对冯姚平说：“别看陈莹那么小，她都能读《中国青年报》社论了。”
追求进步的气氛，在中老胡同32号的孩子中间越来越浓，大人们则似乎越来越沉寂。
1951年9月29日，教授们走出院子，和其他北大教师集体步行到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为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长篇报告。
周总理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谈到知识分子崇洋问题时，他还举自己为例，说自己也曾有过一个英文名字。
那场后来被称为“洗澡”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中老胡同32号有关。
张企明回忆，1951年秋，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校长马寅初致信“上面”，自此开始了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父亲、住在中老胡同32号的北大教务长张景钺是12位教授之一。
运动开始后，朱光潜的女儿朱世嘉找到学校负责人，问自己可以做什么。负责人告诉她，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关心父亲的情绪反应，帮助他好好改造。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父辈们不够进步。”冯姚平说。
自此，在中老胡同32号院，经常会听到孩子们一本正经地在开导自己的父母。
沈虎雏回忆说：“那时候，好像经常听到周浩博大声说周伯伯跟不上形势。”
他的父亲沈从文在课堂上提起周炳琳，常做出两手叉腰的的姿势，形容周敢于仗义执言。对试图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周炳琳明显有抵触，因此多次检讨均未通过，成为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
在北大俄语系读书的周浩博曾想将斯大林头像挂在墙上，周炳琳说，我不喜欢看见他的样子。周浩博只好作罢。这事后来传到了毛泽东那里，被演绎成了周浩博在家中挂毛主席头像，被周炳琳撤除。此举遭人非议。梁漱溟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他1952年与毛主席谈话时，毛曾提及周被非议之事，但说此可不必，应允许人有自由意志。
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毛泽东呈送的一份《简报》中，周炳琳被提及。毛在1952年4月21日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毕竟，在1936年，周同几位教授一起，在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和布鞋，托地下党用卡车运往陕北，送给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毛收到礼物后，回信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16年后的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千人大会上的第四次检讨，最终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益于校长马寅初的帮助。他曾亲自到中老胡同32号，帮助周“改造”，还从周家客厅和内室通道的台阶上往下一跳说：“思想改造就要痛下决心，就像我这样向下一跳，就改造过来了！”
之后不久，周炳琳撰写《我的检讨》一文，院子里迎来了另外一位客人——《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他是奉毛主席之命来取文章的。在张友仁的陪同下，林从中老胡同取走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
“看到文章后，毛泽东认为标题不好，给改成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张友仁回忆说。
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炳琳的文章《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同一时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教师勇于暴露思想，要像“洗澡”那样脱光衣服，彻底洗去旧思想污浊，还形象地鼓励说：“就当在澡堂里，彼此都脱光，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59年后，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孙承谔之子孙捷先应邀参加有关活动。有校领导问他，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建议？孙捷先回答：回过头去好好看看学校的历史，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吸取了，就能达到世界一流；如果不正视自己的历史，永远也“一流”不了。
“你要想找到答案的话，最好回过头去搞清楚那些历史。”在与伙伴们一起开的座谈会上，孙捷先再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他看来，这也是大家画出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和写出回忆文字的意义所在，“起码记述的那一段历史，是真实的”。
未被理解的人和历史，以及不复存在的院子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父辈，我甚至到今天也没有理解我父亲。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书呆子’。”数学系教授庄圻泰的女儿庄建镶，在座谈会上这样提醒伙伴们。
在他们的记忆里，个子高高的庄伯伯解放前常常一身长布衫，解放后常常一身褪色中山装，整天踱步沉思，总是仰头向天，全神贯注，一副十足的“书呆子”形象。
但这个“书呆子”，是杨乐和张广厚的导师。陈省身生前曾说，在当年清华大学算学系，“真正传了熊庆来先生衣钵”的学生，当推庄圻泰。
只是如今，庄圻泰已成鲜为人知的一个名字。相比之下，周炳琳这个名字则更显孤寂。
甚至大多数北大师生也对这个当年大名鼎鼎的北大人闻所未闻，他们会一脸愕然地问，“谁是周炳琳？”
答案可以是这样：周炳琳是那个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陈果夫、陈立夫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的人；也是在1930年，接到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电令后，坚决不就任清华代理校长的人；还是那个与胡适争吵后，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依然得特意请他代为提出社会科学界候选人名单的人。
长期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上世纪50年代回忆，像胡适、傅斯年那样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在关于学校大事做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周炳琳字枚荪），遇事让三分。蒋梦麟在北大声称“我从来就姓蒋”，强势专权，只有周炳琳敢和他吵架。当周炳琳到国民政府做厅长、次长时，北大便把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空着。
但是在1951年后的中老胡同32号，面对儿子的质问和开导，周炳琳大多沉默以对。
张友仁回忆，当过周炳琳秘书的任继愈在谈到周时曾说：“他的思想中民主思想很深。自五四以来，他的民主一直没有丢、没有放弃，可是他一直很不顺当。他争民主，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是不允许的。解放后，周先生还是争这个民主，所以也不受欢迎。”
这些当时不被儿女理解的父辈们，有的甚至一生都不被理解。
回忆起父亲冯至，冯姚平坦言：“他晚年的时候，我都忙着照顾他的身体了，很少跟他有精神上的交流。”
沈虎雏也是在后来，才慢慢理解到父亲沈从文的苦闷。
1949年年初，陆续有人来转告，北大民主广场上贴了好多壁报、标语，是骂沈从文的。
“挺长的呐，题目叫《斥反动文艺》，说爸爸是粉红还是什么桃红色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去看了个究竟后，哥哥沈龙朱回来告诉沈虎雏。随后小虎雏便意识到，“爸爸病了”，“觉得受到监视，压低声音说话，担心隔墙有耳”，“一天天被精神的紊乱缠缚更紧”。
即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到中老胡同32号看望沈从文时，沈告诉他，自己愿意到磁县去烧瓷。这让吴晗很为难。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家搬出中老胡同32号。
1950年，贺麟在中老胡同32号翻译完成的黑格尔《小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北大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的燕园。一年后，贺麟一家住进燕东园，离开了中老胡同。
几十年后，贺美英曾带着怀旧之心，骑自行车故地重游。结果发现，她所熟悉的32号院大门已经封死，成了一面墙，门前的台阶和一对可爱的小狮子已经踪迹全无，院子里的房屋也已经变成楼房，只有她家屋后的那棵大槐树还枝繁叶茂。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健在的人们，开始为这个面目全非的大院画图。记性极好的江泽涵夫人清晰地勾勒出这里的布局、住户，甚至树木山石等。随后，这张图又经沈虎雏修正补充。
当时，内向的冯至整天很苦闷。女儿冯姚平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忧国忧民了。”冯至很生气地反问女儿：“我是诗人，哪一个诗人是不忧国忧民的？不忧国忧民能做诗人吗？”
但听说大家在画中老胡同32号的布局图时，冯至很高兴，嚷道：“快给我看看！”于是，这张图被送到冯至手里。迫不及待地打开图后，冯至在上面补充上了他记得的人名，冯姚平则在上面补充上了她记得的一些树木名称。
这些在现实中早已不复存在。1961年，吴之椿一家作为最后的住户搬出大院。他的女儿吴采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院子里开始有了变化。高高的假山被拆掉，一行行的果树被砍掉，院子的后院墙被推倒一部分，开了一个能走汽车的后门，这个后门正对着景山东街，门口还挂起了‘医疗器械厂’的牌子。院子里面的四合院结构，很快被厂房车间的组合所取代。”
整个32号院，只有那棵大槐树因被定为“北京市二级古树”而幸存。
经考证，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老胡同32号成为北京政法学院宿舍。大跃进年代，这里成为由许多私营小企业组成的公私合营科伟医疗器械厂。70年代初，该厂改为“北京医疗电子仪器厂”，院内逐步盖起了楼房。如今使用此处的单位是“北京首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4月，江丕权三兄弟在红楼参加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馆仪式后，还能重回大槐树下留影。然而到了2011年，当陈莹在6月15日上午想再去大槐树下时，被保安拦住。保安让她找公司领导。老人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哀求着该领导，依旧被告知“现在不能随便进人”。
她只能站在中老胡同里，隔着高墙看看大槐树的枝叶。稍微能减少老人失望情绪的是，下午回到家里，她看到了张企明带来的中老胡同32号的立面图。这是他在2006年根据大家画的平面布局图制成的。
这张用铅笔画的图已经掉色，折痕处的裂口上小心翼翼粘着的透明胶带也已发黄，但这毕竟是如今所能看到的中老胡同32号“最直观的形象”了。
本报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