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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本是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听证代表”，在摄像机面前，他们往往慷慨激昂，声调抑扬顿挫。但这一次，网络上掀起的舆论浪潮把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当中有人感到不安，甚至选择回避媒体。
7月14日，成都市提高中心城区占道停车收费听证会的第二天，成都作家聂作平的一条微博点燃了网民的转播热情。这条微博把“听证代表”胡丽天作为主角，并作了这样的描述：
“此老妇号称听证专家。听证代表由抽签随机选出，此老妇竟十八次选中，这运气不买彩票都可惜了。每次听证，均与有关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先后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费，摇号购车，限制增加的士等。此人名言：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ZF（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
从微博中的图片可以看出，胡丽天身穿白底粉花短袖衬衣，戴着黑框眼镜，从拿着书面材料的双手和微微张开的嘴巴可以看出，这位63岁的女性正在发言。
迄今为止，这条微博已被转发近1.9万次、评论近6000条，由此引发的舆论狂潮把矛头指向了以胡丽天为代表的听证会常客以及各地举办的多个听证会。舆论普遍质疑，那些“逢听必涨”的听证会上，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民意？
成都听证会“四大金刚”
胡丽天的确堪称资深的听证会代表。从2004年至今的7年间，她参加了23场各类听证会，超过聂作平微博中所提的18次。最远的一次，她从成都远赴北京，参加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
在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手写材料中，胡丽天历数了23场听证会的名称、时间和她的观点。最早的一次，是2004年4月16日，成都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胡丽天应邀以听证代表的身份参会。同年7月3日，她被四川省物价局选拔为“四川省义务教育‘一费制’方案听证会”代表。
“只要报了名，他们的‘人才库’里就有你的名字。”胡丽天猜测道。
在胡丽天的印象中，仅有前两场听证会是以邀请或选拔的方式来确定代表的，她之后参加的其余21场听证会，都是以抽签方式产生代表的。
最近的一次，是7月13日举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差别化收费方案听证会。
听证会上的这张熟面孔，被媒体冠以“听证达人”的称号。
即便仅仅是没有发言权的旁听代表，胡丽天也不忘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2007年12月14日，在中国保监会举行的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上，身为旁听代表的胡丽天“在会前会后接受了中央一台、中央二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汽车报等几十家媒体的采访，并表明自己的观点：矿难死亡赔偿21万，而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才赔11.5万，是不是太少了”？
每次接受过采访后，回到家中的胡丽天都会注意收集媒体关于自己的报道内容。
事实上，胡丽天只是“听证达人”中的一员。当地媒体把4张熟悉的面孔封为听证会“四大金刚”，除了胡丽天外，还有华兴餐饮公司的廖冰虹、“华西附属一院医生”张见远和退休人员唐厚义。
有媒体统计了这几位“听证达人”参加听证会的次数——廖冰虹，17次；张见远，15次；唐厚义，近10次。
听证代表通过抽签产生，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成都，同一人竟能如此高频度地被抽中，引得网友们浮想联翩。而更让网友感到不解的是，胡丽天参加听证会的观点，大多与政府保持一致，由此引发了“代表谁”的质疑。
据记者统计，在胡丽天参加的23场听证会中，有9场涉及价格问题。其中，胡丽天6次表达了支持政府涨价的立场，剩下的3次，她只是旁听代表，没有发言权。
还有一些细节遭到媒体质疑，比如张见远的身份问题。这位在多个场合自称“华西附属一院医生”的“听证达人”，其身份遭到了院方的否认。
7月18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廖志林用肯定的语气说：“华西附属一院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另一种称呼，我们医院没有这个人。”
宣传部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医院人事处，工作人员查阅了所有员工档案，并没有找到张见远的名字。在医院工作了20多年、曾在人事处工作过的廖志林说，过去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人。
当记者向张见远询问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和部门时，他婉拒道：这个就没必要说了。
“我们不是托儿”
对于“为什么观点总是与政府一致”的质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胡丽天坐直了身子，予以正面回应。
以7月13日上涨占道停车费听证会为例，作为无车的消费者代表，胡丽天明确表态支持涨价。在参加听证会前，这位热衷于参加公共活动的老人曾到停车场做过调查。她告诉记者的调查结果是：接受调查的五六名有车市民，都不反对上涨占道停车费。
一位月薪850元的停车场管理人员则告诉她，自己有时候还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这引起了胡丽天的同情，胡认为他们“很辛苦”。
在几年前举行的成都市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上，拿着政府提供的3套方案——涨1角，涨2角，还是涨3角——胡丽天干脆选择了涨3角的方案。
“上半年才上调了燃气费，现在又要涨。那不如一次多涨点，免得老是开会涨价。”胡丽天说，“对于垄断行业，你不让它涨价，它只有亏损。它们垮了，最后伤及的还是老百姓。”
“它都亏损了，怎么可能让它降价呢？不可能！”说这话时，她摇着头，提高了声调。
而另外几位“听证达人”则表示，自己并非每次都赞同政府的观点。2010年6月3日举行的成都地铁票价听证会上，唐厚义、张见远强烈建议实行两元一票制，反对最高票价达5元的两套听证方案。
“我们不是托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胡丽天、廖冰虹、唐厚义均以坚决的口气对网上的说法进行回应。
网络上有一张胡丽天、廖冰虹、唐厚义、张见远4人坐在一起喝盖碗茶的合影。事实上，相似的场景也常在听证会上上演。据廖冰虹和唐厚义回忆，“4人在一起参加听证会的有3次，3人一起的有3～4次，两人在一起的有6～7次”。
“但这不是有意安排的。”廖冰虹和唐厚义表示，那是因为很多听证会报名的人很少，我们几位被抽中的概率就比较高。
在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何亚军的印象中，成都市从2009年开始正式施行公证处公证下的听证代表抽签制度。在此之前，一般由消费者协会确定听证代表。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法务部工作人员邓磊告诉记者，消协只受相关部门委托负责接受报名，听证代表的决定权在委托方。
何亚军介绍说，听证代表产生的大致程序是：市民先到消费者协会报名，之后，符合条件的报名者在公证处的公证下通过抽签产生。抽签者从现场报名代表中推举，也可以是纪委工作人员。
对于胡丽天多次参加听证会一事，何亚军表示不知情。“据我所知，胡丽天参加听证会的次数有限。比如成都水价上涨听证会，胡丽天就没有被抽中。”
“借所谓的民意强奸民意”
目前尚无证据证实听证会上到底有没有“托儿”，或者有多少“托儿”，但此番讨论却撕开了中国听证制度的一道裂口。近年来风靡各地的听证会，人们常用“逢听必涨”这样的词进行无奈的调侃，其背后，是公众对听证制度的不信任。
即便是“感觉自己被网友误解”的廖冰虹也认为，一些听证会“水得很”。有时候听证会结束后，工作人员会递上一份他在会上的发言记录，他一瞅，发现自己的很多反对意见被删除了。
“我一提疑问，对方就说：哎呀，廖老师，理解一下嘛。”廖冰虹说。
他也亲眼看到，组织者会向记者提供一份新闻通稿，希望记者统一报道口径。
有的听证会则成了一些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工具。在一个拆迁案例中，一块地上的20多户人家被政府各个击破，纷纷迁走，只剩下一户人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这户人家向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敏求助。后来当地政府开了一场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拆迁公司、社区的人前来听证，彻底孤立了张敏的当事人。更让张敏感到意外的是，听证会还没开完，有关方面就拿着听证结论让当事人签字确认了。
“披着合法的外衣，借所谓的民意强奸民意。这就是部分听证会的真实面目。”张敏说，“听证制度是一部好经，可惜被一些人念歪了。”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听证制度的一个重大漏洞，就是听证代表的选拔程序。
“参加了23次听证会，说明她是‘听证专业户’，而不是听证代表了。”听说胡丽天的案例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感到很意外，“在我看来，能参加两次听证会，都够多了。”
周伟的观点是，一个人参加过一次听证会后就不要参加第二次了，“成都市1000多万人口，怎么会选不出不同的听证代表呢？完善制度其实很简单，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去做。”
有人提出现在公众参与的热情不高，报名的老是那些人，抽签也没有意义。周伟表示，从根源上考虑，这还是一个程序问题。
“为什么民众不愿意参加听证会？是因为公众意见被采纳的几率太低，很多人觉得参加了也没有意义。扭转这种局面，需要靠设计合理的程序，让公众觉得参加听证会有意义。”周伟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刘飞宇还建议，要培育规范、独立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由于个体的认识有限，有时候难以提出有价值、建设性的听证观点，而一些行业性的组织则可以把有关问题研究得更加透彻。
现今，规范的听证制度缺失，导致一些听证会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组织者的理念。在张敏看来，2010年10月28日举行的《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就是一次成功的听证会。
由于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四川省法制办特邀张敏参加听证会阐述反对观点。后来，因为草案中关键条文存在漏洞，有关部门没有通过这部地方法规，而是选择继续完善。
“但如果组织者不是这样的理念，而是找一群‘托儿’来参加听证呢？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张敏说。
（实习生崔久成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成都7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