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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审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释，规范职务犯罪缓免刑判决。孙军工表示，法院对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职务犯罪，将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新京报》7月20日）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免刑比例偏高，一直是个问题。最高检组织开展的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高达近七成。为防止官员轻判，2009年3月19日，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防止滥用“自首”、“立功”等放纵贪官。2010年11月18日，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以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
贪官被轻判的危害比贪渎的影响更坏，法律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以儆效尤，轻判的结果则是对犯罪的纵容，其负面示范效应会让更多的官员心存侥幸。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贪官涉及的数额越来越高，直奔亿元时代，以至于百姓戏谑，贪污百万都算“清官”了。职务犯罪腐败金额的不断走高，固然与经济发展带来的高利益项目的“高回报”有关，行贿受贿的起点与门槛“水涨船高”了，这一点也毋庸讳言，就是过多的缓免刑削弱了法律高压线的威慑作用。
贪官寻求开脱的门道，主要是“伪自首”与“假立功”。比如，有的从执法人员手中购买一些犯罪分子的资料用来举报揭发；有的嫌疑人亲属找到了犯罪线索，买通看守所的监管者，把信息传递给嫌疑人用于“立功”。因为官员的社会关系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多，“立功”也相对较容易。而目前对贪官轻判的防止，多是从法律监督层面着手，无论是检察机关的两级审查工作机制，还是最高法拟推出的减免刑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制度，均是从程序上针对是否适用缓免刑来“就事论事”，并不能从源头上杜绝职务犯罪分子通过便利手段造假“立功”。
近年来，还有一种现象不能不令人警惕，就是一些法院审判人员本身受“废除死刑”思潮的影响，对“少杀、慎杀”的原则认识模糊不清，标准不一，对职务犯罪的量刑手软，甚至对社会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作出的判决都充满争议，这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防止贪官轻判，除了对个案中的“自首”、“立功”严加甄别外，根本的一条，是要竖起同案同判的法律标尺，涉案金额与犯罪手段相似的，若没有特别的情节，应适用同一标准，不能此人从轻了，彼人没从轻，传递出混乱的信号，损害司法公信。同时，对获轻判的“自首”、“立功”等理由，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妨公示公开，以取信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