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近日，中央各部门正在以“挤牙膏”的方式，公布着自己的“三公”支出情况。截至目前，在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60多个部门或粗或细地向社会公布了“三公”开支，剩下的部门扔在“死扛”。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5424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5.6%的受访者在持续关注中央部门“三公”公开的新闻。对于当前中央部门“三公”的公开情况，仅6.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86.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仍不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存在排斥社会监督的心态
在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刘成（化名）看来，此次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的整个过程，像一场热闹的“大戏”，公众的期望与愤怒、媒体的穷追猛打、有关部门的“犹抱琵琶半遮面”都夹杂其中。而最让他“佩服”的，是那些至今仍未公布“三公”经费的部门。“在13亿人的注视与压力下，还能扛到现在，多不容易啊。这些部门现在还不公开的潜台词就是，它们的‘三公’消费有猫儿腻，心虚不敢公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一直在跟踪研究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她指出，从这些至今仍未公开“三公”支出的部门能看出，许多政府部门仍不情愿接受社会监督，总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观察其他部门公布后的社会反应如何，再决定自己是否公布、怎样公布。
对于已完成的“三公”公开情况，公众同样也有许多疑问。“国务院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在6月底前公布‘三公’经费，可是绝大多数部门的公布时间都在要求时间之后，而且一些部门到现在仍未公布。对于这种明显违反国家规定的做法，不但相关部门至今仍未给出合理解释，有关方面竟然也没有启动问责与惩罚，真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刘武质疑道。
“怎么保证已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就一定可信呢？”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的陈丹（化名）说，一些部门已公开的“三公”经费报告，既无足够详细、可以相互印证的说明，也没有政府之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审查，其可信度自然会大打折扣。而且，有的部门的报告只有几行数字，有的部门的报告还有较详细的解释，难道没有一个‘三公’经费公开的统一标准吗？
她建议，要么政府部门能将其“三公”经费报告写得足够详细，用真实的细节说服公众；要么引入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对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报告进行真实性审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问题分别是：公布结果的真实性存疑（72.0%）；对逾期不公布的部门缺乏问责（65.5%）；只公布数字，缺少详尽解释（61.6%）。其他问题还有：公布的不够细致（61.3%）；公布的部门太少（61.0%）；公布的速度太慢（49.9%）；缺乏统一的公开格式和标准（41.2%）等。
王敬波指出，“三公”经费属于政府财政预算、决算中的一部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具有公布相关信息的法定义务。当前中央各部门在公布“三公”经费时存在的不足，反映出我国许多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一种问题——“权老大”的意识还很强，排斥社会监督，特别是一些部门一把手的法律意识仍比较淡漠，有时甚至完全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
公开政府部门“三公”经费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曾指出，国务院只是要求中央部门于6月底公开“三公”经费，而没有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在各部门不愿公布的情况下，必然使得这条政令变成“稻草人”。所以，从维护政令权威的角度，国务院应将没有按照要求按时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名单对外公示，对其谴责，并适时启动问责。
调查中，96.4%的受访者力挺，对拒不公开“三公”经费、不按要求公开、公开结果造假等部门进行严厉问责。
王敬波分析说，对于“三公”经费公开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虽然当前制度中有相关的问责依据，但是实施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现在政府部门的很多行为都是由部门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很难确定具体的责任人，所以问责的板子就很难打到实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公开“三公”账本只是手段，其实质目的在于有效地遏制“三公”消费不断膨胀，而关键就在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具体而言，第一是全国人大的监督，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必须应经过人大的审批；第二是社会舆论的监督，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必须向媒体和公众公开。想要使这两种监督落到实处，就必须把‘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进一步细致化。
民意中国网一名网友提出，“三公”经费公开应该更细致，比如每次公车加油的地点、加油量、行驶里程；每次公务招待的地点、参加人员、菜单；每次公务出差的目的地、人员、出差时间等。“按常理来说，只要这些钱是实实在在花出去了的，公布这些细节就不困难。就公布几个简单的数字，老百姓根本无从监督。
另外一位网友留言说，公开政府部门“三公”经费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关键是要探索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约束政府乱花钱。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大力压缩“三公”消费，可是2011年我国中央单位“三公”经费的预算数为94.28亿，相比于2010年决算的94.7亿只减少了0.42亿，缩减幅度仅为0.4%，可见，缩减“三公”消费的路程仍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