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可大同

    记得十八九岁时的某一段时间，手头曾经有过一册萧三先生所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为伴，其中的许多诗句都是过目难忘的，像何敬平烈士的《把牢底坐穿》：“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还有叶挺将军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说实话，当时阅读这些诗篇，我并没有觉得因为它们是一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烈的手笔才格外感人，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什么革命史的熏陶教育之类，仿佛就是这些词句，就是这样的汉语排列方式本身，暗藏着某种无可抵挡的魔力。喜欢完全是不由自主的，且不可能多想其中有什么缘由。

    当《诗刊》在不期然中亮出一册“革命烈士诗抄·珍藏版”时，已届所谓不惑之年的我，突然间似乎对自己早年的喜爱恍有所悟：就诗歌而言，它们当然首先是语言中的神秘结晶，尔后才构成了可供释读的“文献”内容；但就生命精神、理想情怀的宣示而言，则那些能够被植入诗艺构造的象征性力量或元素，必定为特定历史时空中价值诉求的最高级。

    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激发了数不胜数的志士们的豪迈情怀，他们是作为人杰而被记住的。他们的人格，因主动承担集体的命运而得到了升华，他们的生命，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祭献而凸显出高贵，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灵魂的中国人。他们竟然有共同的气质：以诗言志。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是革命与浪漫的相互佐证：革命的目标本身——追求世界的光明和大同——是浪漫的，诗歌则为最具浪漫气质的艺术种类，二者都具有高度超越现实的品质。因此，以诗来表达革命之志，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看到，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20世纪早期的革命者，似乎个个也都兼具诗人身份，个个都有诗人的禀赋，他们在马背上吟哦，在废纸片，在牢狱的墙壁上，不经意留下的只言片语，胜过了多少职业舞文弄墨者的苦闷修辞!

    但是，从诗歌与人类精神的正当关系来看，我们阅读它，并非总要裁决技艺的优劣或思想的高低，而更在于鉴赏人性的光华、生命的气节。可以说，诗歌的创造，主要取决于创造者的心灵样式和美善情趣。没有纯真无邪的情致，没有强盛健全的心智，何来超凡脱俗的诗思？由此，我想到诗歌教育的问题，也思及诗歌教育和历史教育之间的关系。“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传为大舜时代的歌谣，流传数千年而温情依然，其顾念苍生的淳厚情怀，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文主义的先祖。“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这是李大钊《赠相无》中的句子，河山破碎、积贫积弱的故国，让留学日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寝食难安。难道二者有什么区别吗？有也是字句上的吧！我们再看看恽代英烈士的《每作伤心语》：“每作伤心语，狂书字尽斜，杜鹃空有泪，鸿雁已无家。浩劫悲猿鶴，荒村绝稻麻。转旋男儿事，吾党岂瓠瓜？”这样的诗句难道会逊色于诗圣诗鬼们的所谓绝唱吗？中华民族的“诗教”传统，固因儒家的过度诠释而有被工具化之嫌，但若追根溯源，也不能完全否认其对诗的定位之合理。《礼记》中说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既是清澈的梦境，也是测度的标准。可能礼乐社会那样的人文境界从来都没有实际达到过，共产主义的人类大同也还在遥远的将来，不过，圣贤君子们、革命英烈们的这些信念，这种挚爱，是不容奚落的。

    很显然，“诗歌教育”即一种文明教育。然而文明是包涵了特定历史内容的，没有历史，就谈不到文明。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看，人们追求变法改良也罢，推翻皇权帝制、实行民主革命也好，最终指向的都是民族自强之路。这条路似乎格外艰难：恃强凌弱的外敌和一盘散沙般的愚民，往往让那些满怀激情的爱国者如天外来客一样陷入孤绝之境，他们的超前觉悟，和他们身处的昏昧世界之间的反差，让他们的殉难尤为悲壮惨烈。从此次《诗刊》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珍藏版”所附史料链接来看，除刘志丹、杨靖宇、赵一曼等少数英烈，是就义于“攘外”的战场，70位留下了诗篇的时代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所谓的“安内”中遭残酷镇压而死的，包括了向警予、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闻一多、柔石、殷夫等有名或无名、共产党或非党人士。其中杨开慧、赵一曼两位烈士遇害前的记载，读来最使人心痛落泪：内敌与外寇，手段之野蛮和残暴，竟无任何分别！事实上，这些革命烈士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诗，他们对真理追求的坚定，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已经胜过了任何语言文字。

    注：本文标题，出自车耀先烈士《自誓诗》“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