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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想找一位文笔好又懂得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在英语世界出版。她慧眼看中了林语堂，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名字，她仅在《中国评论周刊》上读过他的文章。
她设法找到林语堂。这位曾经留学哈佛大学、拿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作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当时的名气并不大，仅仅出版过几部散文随笔集。因为自小念教会学堂，英文比中文还要好。并且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被荐至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林语堂是那类长期在英语世界里徜徉，又回头补修本土文化的文人。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自然多来自典籍。
1935年，林语堂不负所望，写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在纽约出版后，四个月就加印六次。《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影响更大。无非赏花、听雨、吟诗、弄月，情调高雅，别具一格，浪漫之至。英语世界完全被这无上的乐土吸引：这还是那个辫子拖地、裹脚而行的老大帝国吗？事实上，林语堂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假使生活中有奸诈、有权谋、有刀剑、有血光，他也会视若无睹，把最闪光的部分抽离出来，向着全世界吆喝。这何尝不是内在的自信和尊严感使然？
他的介绍当然有着很大的盲点。典籍上的中国及其文化，是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难道林语堂毫无意识？
一个富藏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当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这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那么也能够安度灾患。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
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中却存在着与之相反的强盗文化——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本是个做强盗的料。他被吴王夫差打败，作为人质，囚于吴都，守坟喂马。勾践忍辱负重，“问疾尝粪”，博夫差欢心。三年后归国。卧薪尝胆，徐图复兴。厚利贿赂吴太宰伯嚭，献美女、玩好以娱夫差，派奸细探得情报，散谣言离间君臣，谗夫差杀害忠良，送泡过不能出芽的种子，让吴国颗粒无收，闹饥荒、乱民心。无所不用其极！时机成熟，一举伐吴。最后，颟顸、昏聩、腐化的夫差自杀，乃葬夫差，诛伯嚭。因此，司马迁在为其作传时，借他的谋士范蠡评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作家杨志军曾说，“水网高地，草莽芦苇，让人想起水泊梁山出没的好汉，那是官逼民反、追求自由的模范。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夺命如麻，《水浒》也就难逃杀人文学的诘难。恐怖主义的李逵做皇帝，自然比假仁假义的宋天子更可怕。”然也，却不尽然。因为李逵一夫之勇，做什么都过于显明，他身上没有勾践的“基因”，这样性格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皇帝的，在没做到皇帝前，早已引来杀身之祸。
评论家王干对此也进行阐说，发现中国四大名著都有杀人癖，“《三国演义》不待说，《水浒传》也不少，《西游记》打打杀杀。《红楼梦》被软刀子杀死的人命有多条”。
这似乎是另一极，和林语堂理想中的“艺术生活”对称——它们是两个极端的世界。林语堂不看重前者，或许他知道，这些不能在全世界招摇，否则会遭受唾骂。
“美国通”聂圣哲导演谈好莱坞大片，评价它们每一部都有提升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们的就是包藏在里面的美国文化，那都是内核。《阿甘正传》其实是励志片，证明一切人都会成功，只要不放弃；《拯救大兵瑞恩》传达了美国人的人道精神；《泰坦尼克号》则在绝境里拷问爱情、秩序的力量等等。相反，看看我们当下的电影、电视以及背后支撑它们的小说、剧本等出版物，充满了快马、飞箭、人头，主子、奴才、万岁，满眼的鲜血、乳房与权斗。这很可能会给那些试图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带来误解。
如此看来，当初林语堂给美国人写《吾国吾民》，写《京华烟云》等等，其倚重与取舍，的的确确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他的视角和艺术不会过时。
蒋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