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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09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南科大:艰难迈出一小步

本报记者 原春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09日   10 版)

    午休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他的办公室内。

    本报记者  赵青摄

    面对“体制”,朱清时和深圳的情绪都是复杂的。

    他们都是体制的改革者。

    朱清时当过10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最著名之处就是批判体制。2009年10月,朱清时接受深圳市聘请,出任筹划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据他接受采访时透露,原因之一正是可以避开现有的教育体制。

    给这次实验提供机会的深圳市,曾几度突破体制束缚,被视为中国改革先锋。

    “我们在探索教育体制的新路。”葛明说。他是深圳市民政局的前副局长,参与了南科大初期筹办。

    深圳和朱清时联手,曾使民间欢呼一片。许多人认为这是打破体制束缚的勇敢尝试。但仅仅半年之后,舆论大变。

    7月16日,南方科技大学(筹)第一届理事会召开,人们发现,体制的影子仍然盘踞在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理事会主席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理事会的领导层则全部由官员组成。

    对此,葛明评价说,南科大是“在常规体制内做非常规的事情”。而朱清时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行政去行政化,“这是中国现实下必要的选择”。

    在一次采访中,朱清时呼吁大家对改革者宽容。他说出了以往很少说的话:“改革者做的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的,而且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7月1日起,《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开始执行。尽管人们对它的实质效果存在质疑,但朱清时认为,这个管理办法意味着深圳市政府放权给南科大,虽然不可能一次就放到位,也还不完美。

    当前的朱清时,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不久前,一篇名为《南科大内忧》的文章,报道了曾经是筹建团队核心成员的3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出走。一些原本有意前来任教的青年学者也打了退堂鼓。“我们面临生死大计。”朱清时说。

    这与他起初接受这一任命时的设想不同。2008年,深圳市政府决定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希望朱清时担任校长。当时,朱清时向深圳市政府提出3个条件,直指高校弊病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办学独立、去行政化和建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

    如今,官员占据半数的这个理事会遭到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去行政化”的目标没有达成。

    随着学校筹办进入实质阶段,朱清时的确在妥协。

    他很快发现,由于南方科技大学是由深圳市出资兴办的,因此,学校的许多基本建设审批,都需要纳入行政程序中。学校要动工一个项目,必须跟政府不同的部门打交道。在目前行政体系内,如果南科大没有强有力的支撑,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最典型的例子是财政权。工作人员告诉他,要花钱,必须按政府的财政运行,先申请,报政府采购计划,通过招标中心运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自由调节的余地。结果,作为校长,朱清时要买台电脑都得通过政府采购完成。

    最开始,朱清时不理解。他认为,跟政府签约后,可以在合约范围内行使职权。

    不过,葛明对此解释说,在财政方面,“特区特别不特”,很严格,从市长到下面,都是按程序走,要突破,必须上联席会议。

    用葛明的话说,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深圳“没有人愿意碰高压线”。

    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葛明建议设置一个过渡性安排,由市长或市委书记来担任学校的党委书记,为朱清时提供支持。当时大家都哈哈大笑,认为不可能,“你这不是用行政的方式去行政化吗?”

    虽然受到大量批评,但连对“行政化”深恶痛绝的朱清时也承认,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理事会”要有效率得多。因为有市长挂帅,学校的决策市政府才会同意,财政才能认账。

    作为创校校长,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筹)第一届理事会上,对在座官员、企业家和校长组成的20名理事,汇报学校的办学方案和规划思路,接受他们质询,并尽量逐一给予完美答复。

    为了这份报告,朱清时几乎准备了一周,逐字逐句推敲。“非常难以解答,大大透支了精力”,朱清时回忆说。

    不过,他仍然为迈出这一小步感到兴奋:“南科大理事会召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没有哪一所大学按照一部法规来运作,更没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来领导。”

    尽管在深圳进行一场改革的难度出乎朱清时意料,但朱清时还是承认,深圳的骨子里流着改革的血液。

    他认为,深圳是个有改革土壤的城市。在这里,人们对南科大都很关心,有些人即使并不理解,但也表示支持。“这是深圳要干的事情。”

    为了筹建南科大,深圳部分放弃了现行体制的一些约束,在规划建设、资金、人员配备等方面“开了绿灯”。比如,南科大现在办公的校区叫启动校区,原本是准备给深大医学院的。因为担心专家组来了没有办法评估,就先让位给南科大。这才加快了批准这所筹建中的学校的速度。

    “政府的运行有规则在内,而南科大是非常规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突破。”葛明说。

    在葛明看来,深圳完全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去办一所普通大学。但它没有这么选。

    葛明认为,这一次深圳又自愿充当了教育改革的“小白鼠”。当然,他也清楚,与当年深圳大学相比,南科大面临的压力更大。“这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

    朱清时相信这是过渡期的权宜之计。因为,按照被称为南科大“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

    也就是说,随着南科大管理团队逐渐到位,更多企业家加入,理事会人员组成逐渐合理。也许这正是南科大将来去行政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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