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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深圳中心书城内，一个被母亲托起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看书的人们。随着人们对阅读需求的日益增长，阅读在这座著名的“体验式书城”已经转变成为一种时尚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以书为媒的人文社交目的地。
本报记者 赵青摄
在主要经济指标远超全面小康标准后，深圳的新目标是“民生幸福城市”。连续5年，市公共财政投入逾70%用于民生。这标示着全新的执政理念。
深圳人曾被称作“经济动物”，深圳也曾是“原始积累”的代名词。但近年来，深圳坚持推出了全国最高的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一强硬政策的代价是，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撤离深圳。显然，深圳正在完成一次蜕变。
现在深圳有了许多新的“第一”：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农民工养老、工伤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名列全国大中城市之首；率先实现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绿化覆盖率达到45％，各类公园的数量和面积都居全国第一……
受民政部委托，深圳正在做“普惠型福利制度”的试验。按照设计，福利对象将更多从特定人群向所有市民拓展，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已显露出福利国家的苗头”，有评论指出：“深圳将开出通往幸福的早班车。”
再过几天，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圣火就要在鹏城点燃了。
外间猜测，深圳也许会借此机会对外阔气地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久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明确表示：大运会的开幕式不放焰火，不请明星，不比排场，连表演用的舞台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搭建而成的。
如果要炫富，深圳比许多地方都更有资格。这个城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万多元，远超全国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目标，在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先于其他地区进入“后小康”时代。
从当初的血汗工厂到今天的幸福城市，深圳施政理念的转变体现在方方面面。
连续5年，公共财政投入逾70%用于民生。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7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1.06年，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9万元……这是深圳向市民承诺的“下一个5年”的清晰愿景。
深圳去年提出，到2020年在国内率先建成“民生幸福城市”。作为这一宏伟蓝图最细微的起步，2011年8月起，深圳几个主要公园的厕所将免费提供厕纸。
“这显示的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有没有理念。”在刊载这一新闻的媒体上，有篇评论指出：深圳从这里率先向幸福出发。
坚定转型
政府的追求更多地从效益转向公平，从发展速度转向民生福利。
30年前，很难想象深圳会有这样的光景。
在1979年初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时，谁也难想到深圳驶入了一段超乎想象的快车道。这里创造了全世界最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同时也成了人口总量增长最快的城市。
早在2004年，深圳就已告别了农村。2010年，这里只生产了49吨粮食和2.72万吨水产品。农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退到了千分之一。
先发展起来的深圳，也更早遇到了发展之后的问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生活在深圳的成年人中，超过四分之一住在集体宿舍，拥有房产的不足五分之一。这项调查同时惊讶地发现，在对“社会民主”状况的满意度方面，月收入一万到两万元的富裕群体满意度最低，仅为58.4%。
当一份重要的发展规划发布，不难在网上找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规划纲要》，我只关心自己的幸福感能不能强一些？
曾参与起草国家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徐景安分析说：深圳把中国经济模式演绎到了极致，“政府强力主导，靠压低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来创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世界工厂。”这位深圳市原体改委主任认为：“这种发展模式重投资轻消费、重经济轻民生、重增长轻分配，难以持续下去。”
徐景安的警告现在已是深圳上下的共识，深圳开始了坚定的转型。
近年来，深圳陆续推出了全国最高的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最新的标准是上调到每月1320元。从2011年8月起，深圳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高至每月500元。深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医保参保人数均列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实际上，把“低”标准调“高”，对深圳来说并非没有风险。这意味着企业用人成本的提高，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因而出走深圳。在劳动力密集企业最集中的宝安区，一位官员坦承，这两年政府最难熬的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阵痛。
但是，这没有动摇深圳转型的决心，政府的追求更多地从效益转向公平，从发展速度转向民生福利。
宜居至上
到了今天，我们基本都吃上饭了，有基本的居住环境了，这时就要追求质量、追求品质……
在一次关于城市发展的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脱稿发了通感慨：我们经常讲，深圳在过去３０年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但总体上，我们更是走了一条“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深圳的城市化是‘被动’的。”
现在一些地方“城不城、乡不乡”，实际上就是这种“被动”留下的痕迹，文化学者胡野秋评论道：“过去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市民改善生活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做任何事，都要倒过来考虑，它对城市化有利还是无利，它对城市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王荣在那次会上大声问道：“比如，一个重大项目要落到深圳，我们把它摆到哪？它和城市的规划和未来发展目标吻不吻合？如果不吻合，哪怕它有１００亿、２００亿的ＧＤＰ产出，我们都可以不要。”
“深圳前30年出于发展的需要，其实来不及做这样的考虑。但到了今天，我们基本都吃上饭了，有基本的居住环境了，这时就要追求质量、追求品质、追求环境、追求可持续发展。”
初到深圳的人，会惊讶于这座城市有如此多的公园和绿地。借大运会的契机，素有公园之城美誉的深圳又新建公园141个，改建提升公园220个，至此，全市公园总数已超过800个。
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田学根甚至记不清这里的公园何时起取消了门票，因为深圳的老百姓逛公园不收费已经很久了。
田学根管理着35家由市政府投资的公园。他的目标是让公园“具有公信力”，规范、透明、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35家公园每年运行成本约为1.5亿元，这笔经费用于绿地养护、清洁卫生、保安服务等，其中公开招标的项目占到了七成到八成。
寸土寸金的深圳，正在酝酿一个计划：让人们在500米内能见到一个社区公园，在2～5公里内有一个城市专类公园，在5～10公里内有一个综合公园。
未来5年内，深圳还打算建成约2000公里绿道，实现每平方公里有1公里绿道，使人5分钟可达社区绿道，15分钟可达城市绿道，30～45分钟可达省立绿道。
不是没有地产商打这些公园的主意，但开发的冲动被法律遏制。田学根说，深圳划有一条“基本生态控制线”，而且通过卫星监控生态用地。在这条红线之内，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面积被保护了起来，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是一条底线。
民生幸福从来是具体的。尽管投入产出不成正比，但为了天更蓝、水更绿，深圳还是在全国率先投放使用纯电动出租车。大运会期间，还将有2011辆新能源汽车投入运行，深圳也由此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规模和力度最大的城市。
文化权利
听一次讲座，去逛一次书店或听一场音乐会，无形中都享受了政府补贴。
设立于1994年的深圳文化基金成立以来，年均资助250多个项目。人们去“市民文化大讲堂”听一次讲座，去逛一次书店或听一场“美丽星期天”的音乐会，无形中都享受了政府补贴。
在这片20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624个公共图书馆，总面积近26万平方米，一共有近3万个阅览座位，这意味着每千人大约拥有3个阅览座位。在许多闹市街头设有“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任何人凭借身份证件，都可在几十秒内办理借书卡，随时借阅。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书店就位于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地方。在深圳，书店总是处在寸土寸金的好地段。一家书店是这样建起来的：地块原本已卖作他用，政府又回购了土地划归书店使用。而一家更早的书店原本不在现在的繁华地段，时任市委书记批示说，深南大道难道容不下一个书店？于是，这家书店就建在了深圳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的隔壁。
“深圳晚八点”，这个以“都市晚间文化生活空间”为定位的文化活动，就在深圳中心书城里开展。炎热的夏夜，人们抱着婴儿、拿着饮料或是提着大号购物篮，安静地坐在铺着竹地板的大台阶上，等待活动的开场。有下班的工人，也有放学的学生，可以随时来，也可随时离开。有时这里是大腕云集的读书会，有时只是一个执著于音乐梦想的普通少年展示自己的新唱片。
自2000年开始，深圳每年11月举办“读书月”活动。而创办这样一个节日同样是为了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10年来，共计举办各类读书文化活动1800多项，邀请饶宗颐、王蒙、金庸等近百位专家学者莅深讲演，创出深圳读书论坛、藏书与阅读推荐书目、中外经典诗文朗诵等许多知名品牌活动，被市民喻为精神盛宴和文化狂欢节。
作为全国首个免费开放文化场馆的城市，深圳曾有一种顾虑，担心免费会让这些场所变得混乱。一位当地官员透露，官方核算了一下，“收费又能收多少钱呢？就算是让人乘凉也行啊”！结果，免费之后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混乱场面。相反，在那些文化氛围包裹的地方，人们变得安静，即使是席地而坐，人们也总是秩序井然。
普惠型福利
这位当年最早带领人们走出计划经济的老人，突然对造访的一群打工妹摘下了帽子：“我要向你们鞠躬！”
作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最近的城市，深圳过去总是学着赚钱，现在到了思考怎样花钱的时候——一位当地学者认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深圳必然迎来“怎样对待财富的问题”。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介绍，尽管距离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相去甚远，但2009年以来，深圳一直在研究的一大课题，就是构建一个框架，使社会福利“从补缺型向普惠型发展”。民政部希望深圳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当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公共政策一定要调整。我们政府有责任让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刘润华说，“你要是不做，你就是不作为。”
但他表示，这不意味着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这个框架将“从最基本的人群开始，从最基本的福利产品开始，从较低的水平开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加福利人群，不断增加服务项目，不断提升福利水平。
“以前我们国家推出一个福利产品的时候往往就是做‘样板’，做‘典型’，同等条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获得。”刘润华说：“我们想体现公平与正义：当推出一种福利产品的时候，只要符合条件，人人都享有同等福利。”
实际上，如何对待1000多万的外来人口，对深圳是更大的考验。
谈到外来工，不能不提到宝安区。了解宝安的人知道，这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早吸引外来工的地区，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诞生在这里。这里也是全国外来务工者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712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近700万外来务工者，本地户籍人口仅有45万。
10多年前的宝安，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化设施。全区只有一个刚刚翻修好的影剧院，一个藏书很少的图书馆，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大批青工只能聚在路灯下看书或打牌。
如今，该区已基本实现街道文化设施的“五有”（一个文化艺术中心、一个图书馆、一个文化广场、一个标准影剧院、一个标志性文化景观）和社区文化设施的“四有”（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图书馆、一个文化长廊、一个大家乐舞台）。
宝安还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打工艺术节。每年，历时一个月的文化节里，参与和受益的劳务工都超过百万人次。随着百场送戏下乡、千场电影进社区工厂和周末广场音乐会等活动的开展，繁忙单调的流水线生活之外，宝安已经成为数百万外来务工者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家园。
3年以前，宝安落成了全国第一家以劳务工为主题的博物馆。
由政府投资350万元建起的这个劳务工博物馆设在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旧厂区内，展品包括劳务工的日记、家书和情书。他们为这个城市流过汗，流过泪，拿着微薄收入，留下无数故事。
政府以此向这些与本地人“一同创造价值、一同纳税”的外来者致敬。在深圳，这些人至今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近些年来，深圳这种表达敬意的冲动愈发明显。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工业区的领导者袁庚90岁时，有人注意到，这位当年最早带领人们走出计划经济的老人，突然对造访的一群打工妹摘下了帽子：“我要向你们鞠躬！”
购买社会服务
2009年5月起，购买社会服务就像购买电脑一样，进入了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投标系统。据统计，第二年就为此花掉了1个亿。
两年以前，徐景安这位深圳市的原体改委主任完成了个人跨度最大的转型，创办了一家名为“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民间机构，请心理咨询师免费帮人应对心理危机，并试图开展自杀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监测与研究。他不断提醒人们，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
“物质上的贫困容易察觉，各地方都设了救助站，而精神上的痛苦不容易引起重视，也没有地方诉说、排解，一旦爆发往往使人措手不及。”他的理想是，就像随处可见的汽车维修点一样，13亿多国民的情感也有维修点，否则“情绪积压总会爆发”。这不是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就能迎刃而解的。
现年70岁的徐景安判断，自己做过的事情当中，创办情感护理中心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推动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他尝试着在社区、企业和学校推广自己的理念。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最大客户是政府。过去两年里，深圳市民政局花了124万元，从这里购买社会服务。
“他们办了政府应该办而没有想到的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不是政府的恩赐，实际上应该说是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支持。”刘润华说。
在深圳的一个老社区，居民自发成立了全市第一个邻里互助会。互帮互助的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很快，政府出资为这个民间组织聘请了社会工作人员，以利于它更好地运转，这是从近邻香港那里学到的经验。
2009年5月起，购买社会服务就像购买电脑一样，进入了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投标系统。据统计，第二年就为此花掉了1个亿。深圳还设有一笔源于福利彩票项目的“种子基金”，迄今已拿出3500多万元“孵化”公益项目。
“来了，就是深圳人”
“你的声音可能会影响这个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心公共事务的原因。”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夕，这个城市在显著位置打出了一幅在当地流行已久的欢迎语：“来了，就是深圳人。”
1998年从农村到深圳的打工妹吴春丽干过商场营业员、餐厅服务员，当过办公室文员，一度因“深圳速度”产生“窒息感”而回乡谋生。这句标语又将她“拉回了深圳”。她还记得，自己在2008年无意间看到这句话的心情：“如同怀着忐忑不安之心的儿媳终于得到极具威望的婆婆的权威认可”。
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叶青1993年来到深圳。她说，这座城市是有归属感的，并不只是给过客或者追求财富的人提供便利。“我想在这里慢慢变老，与我的家人和伙伴一起。无论深圳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样，我都不抛弃，不逃离。”
深圳总被寄予类似的期待，也一次次显示了它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活力。
在深圳媒体人李晓峰眼里，深圳是个“忧郁之城”。外人总以为到深圳只是为了赚钱，殊不知这个城市的人永远为这个城市的命运操心。这个地方纳税人意识比较强，他们对公共事物比较关注，对城市的批评往往富有建设性。怎样跟民间意见沟通，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严格地说，深圳没有外地人。那些移民到来之后，很快就像主人那样，为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操心。“你的声音可能会影响这个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心公共事务的原因。” 在深圳生活多年的文化名人胡野秋说。
一位名叫埃里克斯的爱尔兰人，开展了一次“老外看深圳”调查，希望让政府“通过老外的声音帮助深圳未来的发展”。
有位没有公布名字的奉先生，用自己赚来的10万元在当地一家杂志购买了8个页面，提醒深圳人向香港学习“文明细节”。这些细节包括自觉排队、上下电梯时靠右侧站立、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不抽烟、预约并且守约、把做义工当成习惯等。
他相信，“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时时处处充满着让人感动甚至激动的‘城市细节’的时候，无论是市民还是过客，必将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令人幸福的灵魂，进而衍生出对她的认同和热爱。”
全国义务献血最积极的城市深圳，也是捐赠眼角膜和各种器官最热心的城市。受香港影响，深圳还是内地人均义工比例最高的城市，拥有25万名义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志愿服务精神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某种品格，“有时间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也早已成为深圳很多市民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网络问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任市委书记王荣刚到深圳代理市长之初，就在网上发出“我们一起当市长”的号召，引来无数跟帖，其中一位名为“三人行”的网友，以18000多字陈述自己关于深圳的“几点思考”。
始于2001年的“因特虎”被认为是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络论坛，尽管它迄今只有9000多名会员，但却凝聚着对这个城市公共生活 “古道热肠”的人们。2004年，它开始发布关于深圳的《因特虎报告》，由于议政水平很高，竟然吸引政府部门前来采购。黄东和透露，自2005年起，因特虎的核心成员会事先看到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稿。政府邀请他们挑刺，并会当场修改。
10年来，他一直将维持这个网站当作业余爱好。他认为，深圳到了这样的时候：在淘金30年之后，深圳人可以拥有古希腊哲人的那种“无聊”的时光——治理自己城市的智慧正是从那里产生。
这位“深圳主义者”相信，今后真正使深圳成为一个伟大城市的将不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赋予，而是源于深圳市民及其领袖们充满智慧的建树。这种建树，不见得是什么宏大战略，很可能只是攸关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小小的变革和创新。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