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代谁来养猪

    最新发布的7月CPI再创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了56.7%，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随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国家不会打压猪肉价格。既要维护养殖户，又要维持市场稳定。

    猪价高对养猪户是好事吗？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猪网，对养猪户进行了在线调查。参与调查的485名养猪户中，有34%的人认为猪价涨是好事，但近一半的养猪户认为“不好说”。更令人惊讶的是，国家用补贴、保险等经济措施给养猪户发钱，以期稳定市场，但52%的养猪户并不认同这一做法。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养猪户发现，和发下来那些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相比，养猪行业更需要政府给些“看不见”的“实惠”：比如加强基层防疫体系，健全行业信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扶植养猪合作社等。

    目前参与本次调查的养猪户中，有育肥猪50到500头的占57.6%，500到1000头的占18.7%。该项调查仍在进行。

    把猪价当股价研究

    在北京市吉利恒生农贸市场的一个猪肉摊上，排骨每公斤36元。有顾客嫌贵，摊主皱着眉：“你没看电视和报纸上都说了吗？进价贵！”

    老百姓用菜篮子能感知到的，已经是猪价波动的最后一个环节。

    搜猪网紧盯着猪价波动。从玉米、豆粕、小麦麸等饲料成本，到出栏母猪、仔猪、猪肉等猪价，都被其按日报、周报、月报等时间段逐一列出，加上养殖盈利、流通屠宰等环节的种种分析，涉及养猪到猪肉的每个环节。

    “猪市就像股市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顾问冯永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基层养猪户来说，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远远不足以用来实时判断猪市的波动和走势。为此，这个网站聚集了来自全国能上网的数千名养猪户，还有各地的供应商等，每天汇总各地的数据。“我们根据一线数据发布的生猪市场走势预测，和市场不会差距太大。”

    冯永辉认为，疫情对生猪产业和猪价波动的影响最大。从2006年至今，猪价暴涨暴跌，连续两次“坐过山车”。“自1984年以来，像这样连续大幅波动的情况，前所未见。”冯永辉说，市场需求变化不大，再排除养殖成本上升等因素，疫病是导致猪价波动的最难控制因素。

    对养猪户的调查印证了冯永辉的说法。在对“猪价为何暴涨暴跌”的多项选择中，416名养猪户选择“疫病影响”。此外，339人认为有“养殖成本太高”的原因，还有278人认为，散户大量退出养殖行业也是猪价波动的要素。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马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养猪业是单纯靠规模化企业完成的，除了美国养1000到5000头猪的养殖场较多外，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养猪场规模都比较小。“可是在中国，养殖户的发展缺乏规划，好的时候一哄而上，不然就一哄而散。”

    用冯永辉的话说，10年前，中国的养猪户基本都是庭院养殖，属于游击队，“行情好就上，行情不好就撤。”近几年，由于疫病、猪价波动等原因，坚持养猪的散户越来越少。这两年劳动力成本上涨，外出打工的收入变高，还不用承担猪死、猪病等养殖风险，使得退市者越来越多。整个行业在洗牌，适度规模化猪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政府要在哪儿下力气

    今年中央支持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小区建设的投资恢复至25亿元。此外，对养殖户(场)按每头能繁母猪1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然而，在本次调查中，52%的养猪户并不认同给补贴这一做法。

    参与调查的黑龙江省的姜姓农户告诉本报记者，国家发补贴固然是好事，但即使这笔钱及时、全部到手，“也是杯水车薪”。2009年、2010年，由于疫情影响，姜家几百里地之内的猪场损失惨重，“我们家50斤以下的仔猪一个都没剩下”，赔了10多万元。

    他如果为了获得数千元的补贴，就得多养几十头母猪，等到母猪能产仔，至少需要一年多时间。这段时间内风险莫测：如果疫情严重，猪死猪病都是赔；如果疫情不重，大家补栏的猪都上市，猪价又要暴跌，还是赔。

    在本次调查中，168名养猪户表示，曾有补贴发放不足现象。320名养猪户表示，有“发放不透明，政策宣传不清楚”现象。318名养猪户表示，发放中有人情现象。296人表示，发放时有吃回扣现象。323人认为，补贴发放不公平。

    “对于规模化养猪场来说，扩大生产最难的不是拿补贴。”冯永辉说，和“游击队”时代不同，规模化猪场一旦要扩栏，最难的是拿地。

    土地是近年来养猪场最难解决的问题：国家有明文禁令，不能把耕地毁了养猪；为方便饲料、生猪运输，国内大多数猪场距离人住的地方又不能太远；人多的地方必然有耕地；丘陵地带易建猪场，但又要排除林业用地；近年来房地产、公共项目等占有了大量土地，还有些地方要建开发区……因此，政府很难轻易批一块地用于养猪。

    东北一位养猪业资深人士表示，从申请到审批，再到建猪场，解决环保等一系列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人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号称拿地是为了养猪，其实是用来搞房地产。“还有一种情况是，有老板买下了一块地，在没转手之前，干脆搭点猪舍养猪，国家还给补贴。”他说，进出养猪行业的各色人等，目的各异，“搅浑”了行业。

    “政府要分清自己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冯永辉说，猪肉价格和存栏供应的问题引起普遍关心，但具体控制这两者，并非政府最需要做的。如果养猪有利可图，自然有人进入行业，生猪市场也会趋于平稳。

    在本次调查中，64.3%的养猪户相信，生猪市场能单纯依靠自身调节，自动跳出“猪周期”。

    但是，市场没有办法控制疫病。近年来，各种情况诱发的猪病极大地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此带来的基层防疫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在防范猪病上，政府选择了过于具体的做法：给养殖户选择疫苗，花钱让养殖户买疫苗。实际上，养殖户在市场竞争中自会发现哪种疫苗效果好，打了防猪病，无效了还可以要求疫苗企业负责。招标和集中采购，反而难以避免腐败，且疫苗效果很难追溯。

    养猪户还面临着招不到人的难题。沈阳一家拥有460多头母猪的规模化猪场老板告诉记者，以前招一名养猪人员的月薪大约1200元~1800元，今年提高到2000元以上，来的人也很少，年轻人更少。“猪场是全封闭的，一天见不到什么外人，又脏又累，年轻人谁干这个？”

    马闯提出，政府应该关心，中国下一代谁来养猪。在国外，农场主是稳定的阶层，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但在中国，标准化、职业化的养猪还未成主体。“政府应承担这样的工作，引导、培训青年农民。”

    政府应如何宏观调控？在本次调查中，除了331人选择“大力建设基层防疫体系”外，还有328人认为，应该健全行业信息统计，定期进行行业普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