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缨：用镜头解读日本的“战争后遗症”

    8月12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内阁明确表示，不会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这短短一句话中，包含着两个“敏感”的字眼：“靖国神社”、“8月15日”。无论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都不会对靖国神社感到陌生，更难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然而对于靖国神社，我们是否真正了解？

    “日本人的优越感、他们独特的神国美学的集大成就是靖国神社。它构造的是一个‘生死相逢’的空间。它既是‘国家神灵’集体呼吸的空间，又是‘国民个体’与‘国家共同体’对话的空间。”中国导演李缨这样解读靖国神社，他为探索这样一个空间，花了10年时间拍摄纪录片《靖国神社》，并于近期写出一本名为《神魂颠倒日本国》的书，作为《靖国神社》的“续集”。

    该片已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公映，关注度颇高，尤其在日本公映时引来轩然大波。

    “有‘右翼’势力扬言要放炸弹，因此，所有观众在进入电影院前要接受安检，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要求审查电影，各大影院迫于政治压力取消放映，种种阻挠，形成‘《靖国》骚动’。”李缨拍摄之初，并未想到，这样一部电影会招致如此多的麻烦。也就是这样一部备受阻挠的影片，却创造了日本纪录片电影票房最高纪录。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靖国神社为主题的电影，而它的导演则是一个旅日22年的中国人。

    1989年，在中央电视台做纪录片导演的李缨，选择去日本留学。在此之前，李缨并不了解靖国神社问题，也不会说日语。初到日本，他只能边做搬运工边学日语。那时他觉得日本是一个诗意的、美丽的国度，便从积极的方面去观察、了解日本。

    直至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李缨才有了拍摄靖国神社的念头。

    当年，日本的“左翼”、“右翼”势力分别开研讨会，李缨两边都会参加。在“右翼”主导的研讨会上，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研讨会上，放了一部1930年代由日本陆军监制拍摄的纪录电影《南京》。电影放映到日军攻占南京，举行入城仪式的画面时，全场响起掌声。他们觉得这是日本的荣誉。”这样直接的刺激，让李缨浑身发抖。

    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李缨了解到一些日本人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他觉得自己需要关注靖国神社。此后的10年，李缨选择用镜头记录靖国神社这个舞台。

    拍摄之初，李缨并没有找到这部电影的内核，直至他发现靖国神社的神体（即神灵依附的载体）——靖国刀。随后，他找到了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刀匠，90岁高龄的刈谷直治。

    电影中，刈谷直治对于李缨提出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他总说，“你难倒我了”、“我也不清楚”，或只是笑笑，沉默不语。“许多尖锐的问题，刀匠确实不好回答，毕竟我是中国人，那段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表述的。但是这种尴尬也恰恰是历史的尴尬，现实的尴尬，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上的尴尬。”李缨对此十分理解。

    尴尬的不只刈谷直治一个人。

    2005年，李缨发现神体的问题后，觉得必须要找日本人来介入。便找到曾合作过的摄影师堀田泰宽。他是出生在平壤的日本人，所以他对历史有较正确的认知。堀田泰宽犹豫许久终于应允。在拍摄之前，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调查自己的舅舅。因为他舅舅是死去的军人，但一直不知道死亡原因。

    “堀田泰宽把他舅舅的名字交给靖国神社，没过多久，就收到一份打印得很好的通知。内容包括他舅舅的部队、番号、死亡时间和原因。他舅舅是在硫磺岛战役中战死的。”此后，堀田泰宽每次去靖国神社拍之前都要先参拜一下，再进入工作状态。

    对于参拜，李缨有自己的解读方式。

    “参拜本身可以理解，但用什么心情和态度去参拜很重要。如果是一种‘感谢’的心态就有问题。按照靖国神社的理论，所有人的灵魂是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区分开来只拜自己的家人，而不是战犯。如果是反思战争造成的悲剧，就是另外一回事。”

    感到尴尬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李缨自己。

    台湾曾被日本占领50年，当初不少台湾人也加入日本军队，参与战争，作为日本军人战死后，便成为靖国神社的英灵。为了更全面解读靖国神社，李缨还曾专门到台湾拍摄当地的原住民。在那次拍摄中，他发现，日本人的“洗脑术”着实厉害。

    李缨在台湾拍到一个老太太，她是当地某纪念馆的创办人。“讲起过去，老太太还表演起来。我吓了一跳，她跳的竟然是日本的舞蹈，但她穿的却是她自己民族的服装。可见日本文化对她的影响。她记忆最深的就是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并且还能记得日本人曾教他们的歌曲。当老太太用日语唱出一首忠君爱国的歌曲，跟着我的日本摄影师感到很羞愧，他都未曾听过那首歌。”

    这个片段给李缨留下深刻印象。但为了不破坏电影的主线，许多在台湾拍摄的素材都被舍弃，而这仅仅是台湾拍摄故事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这让他心里很难受。

    面对《靖国神社》这样一部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尽管在日本上映时，许多人认为该片是在“反日”，但李缨却说：“我拍靖国神社，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或是中日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结合本国历史去看。靖国神社是个现象，是战争后遗症或者是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悲剧关系。”李缨认为，从不同国家的角度，甚至从加害者的角度去看去探讨和解决，而不是站在某一个角度，发表情绪性的意见，这才是最重要的。

    李缨希望能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本。“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不够。一是日本人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它的了解深得多。二是与中国不同时期对日本的了解相比，现在的我们，远不如上个世纪初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经验时对日本的了解。”

    在李缨看来，中国与日本是两面镜子，中国可以从日本看到自己的不足，日本从中国借鉴文化，反省自己。日本人找到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把中国的东西引进到日本。中国也该适时照照日本这面镜子。

    日本一位老编剧长田纪生曾对李缨说：柔道的精髓，不在于输赢，而在于较量而不失礼，在于以礼开始，以礼结束。李缨也希望有关靖国神社的电影、书，亦能如此。

    至少，电影的最后，李缨给了靖国神社以及东京一个大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