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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骚乱、挪威恐怖袭击案、伦敦骚乱……8月11日在中国深圳开幕的中欧青年论坛上，近期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件，成为与会的中外学者、青年代表讨论的焦点。
“上述事件的一个共同点是，青年问题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瑞典政治学教授埃里克·阿姆纳认为，创造条件帮助年轻一代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避免由“青年不满”引发社会骚乱事件的良方。他说：“突尼斯青年大量失业但缺乏反映诉求渠道，挪威男青年因极少参与社会生活而产生极端思想，伦敦青年因遭受不公正对待而群起反击。”在阿姆纳看来，问题似乎都出在“青年参与”渠道不畅，以及青年未得到公平、公正参与决策的机会上。而本次论坛研讨的主题，正是“青年参与”。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皮均，将“青年参与”比作社会的“稳定器”。他说：“如果青年有充分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渠道和方法，他们的建议能受到重视，应该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欧洲青年推崇“面对面”对话方式
8月12日，中欧青年论坛的主办方全国青联，邀请与会的100名欧盟青年代表与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意大利人索菲亚·格拉兹尼没有想到，在这次青年论坛上她能有机会与“中国议会的议员”直接对话。在意大利，她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所以她“以前很少关心政治，从没跟议员说过话”。得知中国的普通青年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向“议员”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格拉兹尼迅速做下笔记。她在北京大学的研究课题是“政府与青少年关系”，她认为，“定期组织青年与政治家座谈是一个有效增进政府和青少年关系的渠道，值得推广”。
比利时弗兰德斯青年理事会顾问团成员斯蒂芬·弗拉戈特介绍说，在比利时，政策制定的程序很复杂，经济地位不高、社会阅历不足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到政府高层，是困难的。但在比利时也有一个类似“面对面”活动的对话机制，是比利时青年“向上”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弗拉戈特代表其所在的欧盟青年代表团小组发出建议，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这种由青年组织牵头发起的“面对面”座谈活动，“最好保证每年能有若干次的座谈机会，建立一个长期的收集青年意愿的制度”。
斯坦尼克：我如何参与改变青年政策
虽然还只是一名大学在读学生，捷克小伙儿米歇尔·斯坦尼克却已经成为欧洲惯例法协会理事会成员、决策者之一。今年以来，作为学生代表，他已经应邀参加过3次青年政策制定座谈会。
让斯坦尼克自豪的是，他以个人名义对某项青年政策提出的建议，曾获得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并在半年后通过捷克最高议会的政策修改审议，直接促进了该项全国性政策的优化。那是一个有关捷克政府资助外国学生赴捷克留学的项目。捷克政府向优秀的外国学生提供全额的学费资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并不与这些学生签订就读协议。没有协议，他们就不能在捷克打工，也不能在银行开户，非常不方便。斯坦尼克是为这些外国学生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他专门为此征询了近百名外国学生的意见，最后通过电子邮件向一名当地议员“联名上书”。不到一周时间，学生们就收到了议员的邀请函。赴会时，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并当场就把同学们的意见记录下来。
斯坦尼克直言，在捷克，像他这样亲身参与政策修改、引起议员高度重视的案例，其实也是少数，大多数捷克青年参与决策的方式为“电话参与”，每项青年政策制定前，相关部门都会给年满18岁的青年打电话征询意见。
在斯坦尼克看来，在目前阶段，这种“电话参与”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他说：“虽然通过电话反映意见不够详细，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项政策正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发表看法。不管我们的建议是否得到重视，但至少我们表达过意见了。”
我们还能为青年做什么
目前，联合国系统内各部门都制定了争取青年参与的战略和框架，联合国总部更是通过为相当数量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规定一定比例的青年代表参与联合国大会、制定联合国总部实习方案、设置模拟联合国计划、招募青年志愿者等手段，帮助青年更多地参与联合国活动。
青少年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局性、制度化安排，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也是一道有待解决的难题。在本次论坛上，欧洲青年代表们交流了他们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比利时，户籍管理部门会专门征询包括青年在内的公众意见；在爱尔兰，青少年事务部门会为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举办官方论坛，中产阶级青年有自己的虚拟议会，让青年代表抒发意见；在斯洛伐克，青年组织每年举办“环国之旅”，到全国各地调研，并向当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的社会参与，在欧洲同样是一道难题。瑞士内政部青少年健康负责人罗伯特·汤姆森，对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颇有了解，他告诉记者，就像中国正在尝试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一样，欧洲也面临着少数族群人口的融入问题。他说：“比如罗姆人，他们和中国农民工的情况类似，最关注教育、工作、健康、住房等问题。但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参与论坛的所有代表，可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让青年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是不行的；但仅有“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渠道，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各国的政治家真能为青年设身处地地着想，类似伦敦骚乱这样的社会事件，就能不发生或者少发生。
本报北京9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