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任大气场

    刘方今年59岁，儿子还未成家，可她已经当了11年的“奶奶”了。当上居委会主任那年，她一下子成了“刘奶奶”。

    在天津市南开区嘉陵北里社区123个楼门的1950户人家里，很难再找到比这位“奶奶”更合适的居委会主任了。常有其他社区的居民慕名来找她办事，因为“找刘方有力度”。

    社区里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叫她“刘奶奶”，连没牙老太太也笑眯眯地喊她：“刘奶奶——”。

    但这位“奶奶”并不总是慈眉善目。她翻起脸来令人生畏。当一位中年男人与老父亲争房产而躺在地上撒泼时，刘方直接上去踹了两脚，粗声粗气骂：“你个王八蛋，站起来！”经过调解，此人老老实实搀着父亲回了家。

    “这需要我在这儿这么多年——需要我的气场。”刘方说。

    在一份“先进事迹”材料里，她自评：作为一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在群众中“算有威信”。

    这种气场，居委会里唯一的男性工作人员、20岁的大学毕业生尚进形容她，“她的能力可能会超出你想象”，“连地痞都信服”。甚至，有浑身刺青的小青年路上见了面，停下汽车老远就喊：“刘主任，我就是您儿子！”

    早晨，这个居委会门口往往坐着人。这些人带着各种目的到访：难断的家务事，或是令各级官员头疼的上访理由。“你想不到谁来，也想不到是什么事。” 

    刘方不忍让人久等，总是最早一个上班。听人诉苦的时候，她表现得耐心，甚至温柔。

    她的威信是逐步树起来的。有一年，“低保”收缩，一些低保户的待遇给掐了。看到这些人哭天抹泪，刘方觉得自己“理亏”，挨个中小学跑，为这些家庭的孩子申请免除费用。校长们被感动了，有的说“您这是‘三个代表’啊，您不为您自己呢”。刘方说：“我敢找您，就因为不是为我的孩子。”

    还有一年，在天津市长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为市人大代表，刘方指出，有人拥有5处商铺还享受低保，还有死人照样吃低保。她不客气地说，人户分离造成的社会救助的问题，如果不重视起来，“大党、大国、大城，让人笑话”。据说，在场的一位领导坐不住了，连忙打电话核实情况。全场掌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得罪谁呀？我不在乎。”她事后说。

    她到法院办事，打听：“同志，几点上班？”对方让她“外面等着”。她答：“我是人大代表！”对方不敢怠慢了。

    这位人大代表也有过骑自行车去开会被挡驾的经历。“人家习惯了坐汽车的代表，不习惯不坐汽车的代表。”

    久而久之，刘方发现，“各级各类很多权力人物都挺给我面子的”，前提是“我绝对冲得上去”。

    这位个头矮小的居委会奶奶斩钉截铁地说：“我必须强势，因为我是人民。”

    她给天津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写“条子”，推荐一名河南来的清洁工的女儿。这个名叫林香玉的女孩成绩优秀，只因外地户口，没有资格保送，而成绩差得多的本地孩子都保送了。

    “农民的孩子就不能保送好学校。对于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失误。”刘方说。“我觉得很狭隘，不利国不利民。”

    一位同事劝：“你可别到外面提去，提了你遭恨。”回过头来，同事又摇摇头：“她不怕遭恨。”

    刘方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你知道这孩子多棒吗？发着高烧都来辅导班。”她还记得，被父母送到居委会时，未满学龄的林香玉，长得就像希望工程宣传画里的“大眼睛”。

    刘方在社区的威信，与她办的免费辅导班有关。2000年开始，她利用休息日，在弱势群体较多的这个社区里，为孩子们辅导功课。11年来，这里的孩子差不多都做过她的学生。

    任教的主要是南开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最早是三名大学生找上门来。他们此前去过其他居委会，但好多地方答复：“你们有证件吗？周六、日我们还歇班呢。”

    刘方视这些大学生为忘年之交，她甚至记得他们中的哪一位当时穿着“边都磨坏了的深蓝色的秋衣”。辅导班的孩子都知道，“考试不好，刘奶奶打手板”。家长并无怨言，反而说，“刘奶奶受累给打着吧”。

    曾有南开大学的志愿者说她“太过分了”，可刘方说，你们就以你们的方式来辅导他们，刘奶奶以自己的方式。

    一个偷过东西的孩子挨了不少打。刘方教育他“饿死也不能偷人东西”，还对他说：“你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不爱学习。但是你一定要把初中毕业证拿下来，之后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将来要做一个金牌蓝领，要过好的日子。”

    这个挨打最多的孩子，后来回来看望刘奶奶，“粗暴地”往她手里塞糖。

    刘方上任以来，她想方设法把“坏孩子”给“捞”了回来。有个10几岁的男孩，拿起扳手把邻居打伤了。刘方一面去“哄”那位受伤的邻居；一面让孩子母亲去给人下跪，“帮着孩子赎罪”。她去公安局拍着胸脯把孩子保了出来，对警察说：“我不让监狱里多一个犯人，不能让一个家庭就这么完了。我现在要是能领走，他就是我儿子。”几年以后，这位被认为“差点成为马加爵”的孩子参军了。

    当一位入狱多年的抢劫犯终于出狱，刘方花了90元钱给他买了双新鞋，让他把旧鞋扔回大墙，并以最高的嗓门说：“迈过这条线，打今儿起，死都别回来！”

    其他社区的一位老人出租的房子收不回来，哭着来找刘方。刘方蹬着自行车替她到法院申诉，又跟着执法人员一起出头去讨房子。当时，一个16岁的少年抄起水果刀威胁：“我看谁敢让我们搬家！”刘方抢步上前一把抓住那只持刀的手，大声说：“孩子，你是好孩子，长大了是男子汉，男子汉不欺负老太太。你拿着这把刀，再过几分钟性质可就变啦！”

    一位爬到街道办事处楼上不吃不喝待了两天，打算往下跳的上访人，被她一个电话叫回来了——他的孩子受过刘方的辅导。刘方把他说得痛哭流涕：“你是谁，我是谁？咱俩都是14亿里看不见的破人，死一个不少，活一个不多。可是，咱给儿子留一点福祉！”这个中年人用黝黑的大手抓着刘方，痛哭流涕：“刘姨，世上就俩人疼我，我妈妈跟您。”

    在这位居委会主任眼里，这个国家的“社会深层矛盾越来越凸显”，难点、热点问题往往沉积到社区，过去的管理模式不适用了。

    刘方看到贫富差距的拉大，看到温饱之后的需求变得多元，也注意到公民意识的觉醒。10多年前，“满社区站的都是下岗的人”，她走街串巷帮他们再就业。如今，与救助有关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人们为采光权、为了噪音污染，提出“千奇百怪”的要求。

    在她看来，当今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分配不公，二是为民办事的渠道不够畅通。

    作为人大代表，她常去拆迁现场监督执法，“我去的意思是保护人民，不让带各种帽子的人打老百姓”。她协助取缔马路摊点，又帮助“卖菜游击队”要回查扣的物品。

    有时，就连城管也要向她求助。城管到小区拆除违章护栏，最难的一栋楼不敢拆。刘方戴上墨镜，到楼下高喊：“收电费啦！”居民下楼一看，没人收电费，只有刘奶奶在盯着护栏，脸色很不好看，赶紧把护栏拆了。

    刘方是北京人，平时说普通话。跟“劳苦大众”在一起，她故意说天津话，为了“跟谁都能说上话”。她可以文绉绉地给一位大学校长打电话，申请将社区一个考上大学但填错了志愿的穷孩子改录到学费较低的专业；也可以听一些粗俗的、境遇不佳的男人诉说满腹牢骚，鼓励他们：“你是老爷们，我是短头发老爷们！”

    实际上，她跟居委会其他姐妹一样爱美。她染黑了正在变白的头发，穿上短裙，跟她们热闹地谈论家常。见到孩子，她温柔和蔼，包里总有零食，随手分发。

    回到工作，她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从来不让准点下班”。她记得哪个楼门住着哪些人，很多电话号码能脱口而出。“我每天都不能死，每天都有‘未尽事宜’。”

    这些年来，她应邀去过政府、法院、团委、学校、监狱，给人讲“党课”。她可以不带讲稿，演讲天分令同事感慨“月薪5000元都太低”。给团干部讲的时候，她上来就自称“资深共青团员”。有听众形容，“别说讲两个小时，讲四个小时我们都不走”。

    一次居委会换届竞选时，刘方讲得格外简短：“后天要投票了，我先给选我的人鞠一躬，谢谢你们信任和依靠我！我再给不选我的人鞠一躬，谢谢你们疼我让我歇着！”

    她已当了四届居委会主任。选举投票时，有不认字的街坊在她名字后面连划三个圈，以示最大支持。明年居委会换届，她仍打算竞选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