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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在北京市中关村，你很难发现一个名叫“科源社区”的地方。早已生锈的铁门旁，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驳剥落，剩下了“斗”字。不远处，在号称“中国最时尚的电子商城”的鼎好大厦的墙壁上，一块足有5层楼高的LED显示屏幕，正滚动播放着联想最新的笔记本电脑广告。
就像万花丛中的一株小草，“科源社区”完全被淹没在喧嚣的闹市中，特别是其中三栋楼号为中关村13号、14号、15号的灰砖小楼。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名为“特楼”的建筑里，先后住过新中国科学界的数位巨擘。除了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和钱三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童第周外，还有气象学家赵九章、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赵忠尧、中国实验原子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甚至包括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家顾准等人。
“少时与他们为邻，真是一生幸事。”2006年，旅居加拿大的蔡恒胜回国，依旧青灰的砖墙让他的记忆鲜活起来。身为中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蔡邦华的儿子，他和家人从1953年起居住在这里，直到1966年搬离。
回到北美，他决定用笔墨留住这段回忆。两年后，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先驱者柳大纲之子柳怀祖也加入其中。2011年上海书展前夕，这本题为《中关村回忆》的回忆录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结了28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科学家的子女们对其父辈的回忆。
“我们要留一个真实的他们给后人。”柳怀祖说。他表示，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史，即子女眼中的科学家们。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的农田
很少有人知道，赵忠尧、童第周和蔡邦华曾被称为“三只老虎”。这个外号来源于他们都出生于1902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楼做了邻居。
“三只老虎”比邻而居的正是中关村13、14、15号楼，每栋3层，总共48户。住户包括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32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9人。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8位曾经居住在这里。
作为书稿的组织者，柳怀祖是1955年随着父母住进特楼的。当时，在这位高中生的眼里，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等农作物的田地。“保福寺”还是座庙宇，改成小学后，“黑黢黢”的正殿和偏殿都用作教室。
两年后搬进特楼的顾南九是顾准的儿子。他回忆说，刚到中关村感到一片荒凉：“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南边有很多坟地。
相比之下，建造于1951年后的特楼洋气极了。如今已经71岁的柳怀祖提起笔来，几下便勾勒出特楼的平面图：中间的14号楼呈“一”字型，“L”型的13、15号楼如两翼般东西而立；楼前是座圆形的小花园，“外面一圈是冬青，里面种着各种花草”。
“国家那时是尽可能地照顾了。”柳怀祖回忆说，一梯两户的屋子很宽敞，只是房间之间的隔断是用木板和苇子钉上去的，外面抹上泥巴和白灰，“一拳可以打一个洞”。
这位中国科学院原任办公厅主任一边用铅笔画出单元门栋，一边念叨出那些名字：“13号楼，这里是杨承宗，这里是熊庆来，这里是顾准……14号楼，这里是钱学森，这里是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这里是贝时璋，这里是赵忠尧……我们老头是15号楼313，吕叔湘是314，王淦昌和赵九章是311和312……”
“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蔡恒胜说，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又是钱三强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当时，人们也会看到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身影。这位“文革”后首批中科院的研究生，也偶尔来此向前辈们请教。
一张薄薄的便签，很快画满圈圈点点，平面图上，新中国一代科学家渐渐显现出来。
正是在这片荒郊上，他们一手创建了中国现代科学的研究所群落，其中包括中科院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个研究所，号称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四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他们也完成了“两弹一星”、“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质子静电加速器”、“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发现大庆油田）”等重大科技项目，使一些学科完成了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他们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在大街上走着，根本看不出来是大科学家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柳怀祖说，“又是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他总记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就“老张、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在街上走着，哪能看出是大科学家”？
其中的很多故事和细节，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等4位学部委员每周都在院子里等一辆吉普车，去文津街的科学院上班；每天早上，钱三强都会准时出现在中关村小卖部门口，排队领取牛奶，中午又出现在中关村小学的街道食堂里，为外孙们打饭，直到生病住院的前一天；《中国植物志》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午饭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去晚，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最终他只好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蒸包子”。
据王遵明回忆，父亲王淦昌在生活上从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用的桌子和柜子，油漆大都已经脱落。父子俩有段玩笑话：“家里连小偷也不愿光顾，倒是挺安全的。”
柳怀祖也回忆，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没有像样的家具，贮存物品用的还是父亲1949年回国时装书的旧木箱。无论是在生活享乐方面，还是场面派头方面，他们都没什么诉求。正如贝时璋所说，“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那时的氛围和现在不一样。”柳怀祖表示，近年来发生的校长剽窃论文之事，在父辈们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几年前他为父亲出版纪念论文集，很多学生要求在一些本由他们署名的文章加上大纲先生的名字后收入该论文集。
“很多论文是他的思想，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甚至有他很多的工作。但他坚决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不像现在的有些导师。”柳怀祖说。
1951年，著名物理学家小居里夫人的弟子杨承宗揣着导师亲自颁发的博士学位回国，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了中关村13号楼105。在儿子杨家雷看来，一家人挤在木凳、床板搭就的“铺板床”上睡觉、经常入不敷出的生活并没有消磨父亲的精神。
这位因留学法国而得名“法杨公”的学者曾因担心同事、学生受到辐射，亲自进行最危险的工作——直接暴露在镭溶液高强放射的照射之下。在操作时，他嘱咐身边的人站在他背后，这样他可以挡去一部分射线。当时，在场数人都记住了这位“原子能功臣”宽厚的肩背。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
“这件事做得太迟了，我的儿子都未必知道他爷爷的事儿，更别说我的孙子了。”柳怀祖提起来很是遗憾。
2010年，答应一个月交稿的郭沫若之子、理论物理学家郭汉英突然与他失去联络。他把电话打过去，才得知郭汉英去世，遗物中留下的书稿也成为遗作。他又花大力气去寻找分析化学家梁树权和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的后人，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起初郭沫若和顾准等人的后代因为不想触及伤痛回忆，都不愿参与写作。不少交稿的科学家后人，又因为对“文革”怀有心结，表示无法“就科学家写科学家”。为此，柳怀祖专门召集老友们开过两次座谈会，强调将眼中和心中的科学家们“还原”。
郭汉英在《忆郭老二三事》一文中，并没有对世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做出解释。在写到1969年“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风波时，他突出了父亲的无奈和坚决：“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认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文末他总结说：“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时代。”
其实对柳怀祖自己来说，父母在“文革”期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当时，柳大纲被“四人帮”隔离审查：“如果你不是特务，你为什么要放弃国外那么好的条件回来？”这个问题令老教授哑口无言。
1958年，顾准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在特楼住不下去了，就搬到顾准妻子汪壁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童第周、柳大纲先后在“文革”期间被赶了出来，被迫迁进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1970年，真菌学家邓叔群带着淤血与伤痕在14号楼105中去世；杨承宗直到1994年还住在14楼宿舍，冬天冷得老人把棉背心缠在腰间。
如今，大师们的背影早已远去，特楼大多为出租户所居住。敲开13楼一层住户的门，或拉住楼前散步的老者，问“贝时璋是谁？王淦昌是谁？”反应都是摇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