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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8月15日，一名男子不理会妻子的劝阻，执意躺在湿漉漉的马路中央，以抗议北京市有关部门强拆其孩子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行为。他向天空挥舞双手，喊道：“我们也为北京做了贡献啊，为什么孩子上个学就这么难？”离他不远的地方，是刚被拆毁的“新希望小学”，一片狼藉。
这名男子是北京数百万外来务工者当中的一员，他们的身份卑微而重要：建筑工人、菜贩、保姆、清洁工、酒店服务员或拾荒者。这座庞大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他们。如何对待伴随这些人而来的40多万适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人们观察北京市教育部门是否“育人为本”的角度之一。“育人为本”是去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一项工作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但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的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改变了许多人对于首都的美好印象，他们认为这种轻率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发生在2006年，此后，常有反映这类学校在北京生存艰难的文章见诸报端。
此次北京市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主要集中在海淀、朝阳和大兴3个区，影响学生1.4万余人。尽管，这几个区的教育部门对他们雷厉风行的行动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那些学校都未经审批、不符合办学标准；校舍为违法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但这种解释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可。
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博客中表示：此事之所以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首先是因为它损害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益。在没有将学生安置、分流，公办学校明显无力接受的情况下，将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拆了之，甚至采用断水断电、挖沟破路的粗暴办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何在？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的责任何在？
摄影记者抓拍到的家长和学生不安、无助的眼神，暴露了他们内心对何去何从的恐慌。事实表明：当一些校舍在工人的铁锤和挖掘机下变为废墟时，许多儿童就此失去了他们赖以接受义务教育的场所。进入公办学校？对他们当中的一些学生而言，可望不可及。
有网友在微博上如此表达自己的不解和愤怒：“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年耗水高达4000万吨的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同样是所谓的‘五证不全’，打工学校被拆得一地瓦砾，严重违规的高尔夫球场却可以毫发无损？”
8月16日下午，一位获得了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不邀自来，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举办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及财政研讨会”上。这位名叫张歌真的中年男子还兼任北京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他透露了自己曾遭北京税务部门打压的办学经历，并告诉大家，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此次遭遇了被断水、断电、断路的命运。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他说。
上海解决该问题的魄力和智慧，值得北京学习
会上，北京和上海多次成为学者们比较的对象。他们对黄浦江畔的那座特大型城市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魄力和智慧，表达了钦佩之意。
会议的召集者、北师大教授袁连生评价上海“是全国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方面与中央保持最一致的省级单位”。他在一份报告中对比研究了上海与北京的有关政策，认为在“公办学校准入条件、增加公办学校接纳能力和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支持”等3个涉及教育财政核心问题的方面，北京与上海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上海要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为此，该市在2008年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到2010年农民工子女小学阶段7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10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农民工子女全部纳入政府出资改造和提供办学成本补偿的合格民办学校就读。
这3年，上海市共投入资金103.79亿元，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363所。其中，义务教育学校144所，提供约15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扩大了公办学校的接纳能力。而北京市的公办小学却从2005年的1387所减少到2010年的1136所，同期，小学生数未减反增，多了15.3万人。袁连生说：“如果从学校数量看，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的能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当北京的农民工抱怨让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太高，很难准备齐全申请入学所需的“五证”（“五证”包括：北京暂住证、在北京实际居住证明、务工证明、户籍所在乡镇政府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时，他们在上海的同行已经告别了这种苦恼。
那里的政策更加善解人意：凡能提供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在沪居住证明或就业证明的农民工子女，均可申请在公办学校就读并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上海也关闭了存在安全隐患、办学条件不合格的10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但它没有像北京那样遭到舆论众口一辞的谴责。
袁连生认为，上海投入巨资改造了打工子弟学校并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上海市共审批设立了162所这样的小学，由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该市财政还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
袁连生从可以获得的资料中发现，北京市各级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这几项：2007年对批准的63所学校每校提供20万元的改善办学条件经费；2008年对上述学校中持有相关证明材料的学生提供免学杂费补助；部分区县尝试委托农民工子女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尽管我们无法获得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上海相比，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财政投入很少。”袁连生说。
京沪两地不同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不同后果，在有关媒体负责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得以凸显。这家选择了北京、上海两地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共1000名（京沪各500名）10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作为调查样本。到2010年，我们2009年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一年，北京的500名孩子原先就读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人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好在事态的最新进展令人欣慰：在8月15日还对多所打工子弟校关停一事，表示“是各区县的事情，不太了解情况”的北京市教委，在第二天已明确表示，将要求相关区县全力做好所有孩子的就学方案，把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作为工作底线，确保愿意在京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北京8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