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体制突围”

    8月17日，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对外公布。同日，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再度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博客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但在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中落选。饶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北京晨报8月18日）

    饶毅教授说得不错，他之前以及在候选院士期间的表现，其实早已注定他很难通过第一轮。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候选院士的大忌——居然在候选院士的“紧要关头”，还一如既往撰文批评国内的科研体制。去年9月，他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指出“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他在题为《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博文中尖锐提问：“在中国科研经费相当多的今天，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至少在生命科学方面，难以达到中国近代史上的高峰？进一步还可问，为什么普遍人们觉得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换在其他院士候选人身上，此时该是团队忙着运作公关的时候，对于“敏感”的话题尽量回避，就是发言，也都是要投领导们所好的。

    然而，饶毅教授以这种方式断绝了当选院士的后路，却赢得了自己的出路。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学术公信力。

    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两种现象。其一，学者们一边认为科研体制、学术考核体系不合理，一边却亲身参与跑课题、搞社交学术、公关学术与圈子学术，制造“垃圾”论文与成果，以获得课题以及应付各种评估、评价，对此，普遍的解释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是制度的“受害者”；包括院士评选，近年来也充斥着各种拉票的丑闻。其二，对于教育与学术问题，学者们在“私下”里、饭桌上有不少意见，鞭辟入里，可是，在公开场合，却很少发表意见，保持沉默，还有的则大唱赞歌。

    我国教育与学术的公信力，教育与学术的尊严，因这两种现象的蔓延，越来越式微。在这两种现象中，知识分子们的形象跌到谷底，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操守与尊严，已然把教育与学术，作为了谋利的工具，为追求利益，几近不择手段。而更可悲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迷失，但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是环境和制度的问题，因此，心安理得地继续堕落和迷失。

    一种“劣币逐良币”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已经在我们周围枝繁叶茂，在当前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坚持学术理想者，已经凤毛麟角——一名学者，如果坚持只写高质量的论文，不炮制、拼凑毫无学术价值的图书、成果，他很可能迅速地因为考核不合格，被学校扫地出门；如果他对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公开表示不满，揭露其中的弊端，也会很快从各种课题名单中消失。反而是那些不图质量，只求数量，善于包装、运作，走上层路线，讨好领导者，很快就成为“学术红人”，获得各种学术好处，拥有各种学术头衔。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就不难理解，为何举报学术不端者会被边缘、被打击，而被举报者，却往往毫发无损，继续风光；也不难理解，近年来高校引进的海归人士，比国内学者还懂得运作、包装，他们并没有带回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倒是如鱼得水地融入体制——学术的圣殿，已变为逐利者的乐园。

    对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普遍的共识是，应该彻底改革，建立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恢复、重塑教育的尊严、学术的尊严。就院士评审而言，应该与各种利益、待遇脱钩。然而，当制度的“受害者”们坦然地享受这种制度带来的各种利益好处、自我高度“体制化”之后，建立新制度，就面临巨大的阻力。观察现今的大学、科研院所，从各级领导，再到院士、当红学者、博导、教授，其实都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怎样突围，成为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学术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人们自然期待自上而下的系统改革，但这种期待，往往变为集体不作为的犬儒主义，对改革，普遍持有等待、观望，甚至事不关己的态度。推进改革、建立新的制度，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担当，这也可以说是重塑知识分子形象的出路。在这方面，饶毅教授的作为，可以说是起着一种表率作用，这就是在体制中，坚守自己的底线，同时，敢于发表自己对不合理的制度的意见，向公众推广、普及基本的教育常识和学术常识。这是比苟且地当一个院士，更有价值的事。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院士制度的弊端，早有不少人士撰文批评，认为其是行政学术、等级学术的根源所在，不利于自由平等的学术环境构建，甚至有取消院士评审的呼声，笔者也曾撰文，建议针对当下严重的学术不端现象，实行学术休克疗法，暂停所谓院士评审。但是，每轮院士评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都会上演院士评审争夺战，为了这终身的、与各种利益挂钩的学术头衔，上演各种学术荒诞剧。在这快速行驶的利益战车上，没人敢跳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良知的教授主动退出这一评审，将会引起社会对这一学术制度的反思，甚至成为启动其改革的力量。饶毅教授可谓是跳下来的第一人——须知，不少人是经过多次申报才最终当选院士的，饶毅应该知道，自己稍微忍忍，投他人所好一些，做出积极融入体制的姿态，此次不成功，以后成功的机会还多的是。但他说，“有些人妥协一小步，之后就会步步妥协了，只会夹着尾巴做人了，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点出的正是很多学者的蜕变之路。

    虽然个体的努力十分有限，且这种努力，极有可能被各种因素扼杀，然而，持之以恒的个体努力，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体努力，这是推进制度改革的希望和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