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无罪判决多长时间才能送达当事人,钟枚生的答案是:25年。
50年前,湖南沅江农民钟枚生被以集体偷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50年后,一直在申诉的他在法院查询文书时,偶然间看到了25年前的无罪判决。
钟枚生是沅江市共华镇宪北村(当时被称为赤山公社宪成大队)12组农民。1942年出生的钟,因表现好被任命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1960年年底的一个寒夜,队长冷某找到钟枚生和另一个社员李某,说要转移几百斤粮食。
钟枚生称,因为是队长的命令,他没有任何质疑,3个人一起挑出了几百斤粮食。
此后,当地在上交粮食时,发生了45户社员利用送粮的时机,偷走粮谷1512斤的严重事件。公社派人追查,目标则锁定为担任保管员的钟枚生。
当地一些老人说,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即便在鱼米之乡的洞庭湖畔,粮食短缺问题也已经非常严重。
这导致粮食被盗事件的放大——尽管钟枚生说自己“颗粒未分”,但仍被抓到了澧县的农场劳改。
钟枚生自信无罪,并曾在抗洪和救火中多次立功,但这些并没有给他带来减刑。
在他入狱后不久,法官送来了妻子的离婚协议。3年后,当地不少群众要求无罪释放钟,但未果。
1971年初,钟枚生刑满回到家中时,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祖母与他相对流泪。
1975年,钟再婚,第二年,生下了孩子钟天安。此间,他一直不断地申诉,屡次遭到打压。公社将大队分给他家的杨树、买的椿树、杉树也都收走,甚至拆掉了他家的一间房子。
因此倒霉的不只是钟枚生。
在村民陈世民的记忆中,钟枚生的父亲经常被揪斗,患上精神病,最终抑郁而终。
1962年,钟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监利县一个农场当了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的时候发现他有个地主爸爸,一个劳改犯的弟弟,于是他的升迁黄了,连中队长的职务也被撤掉。
1996年,钟天安参军,政审时因为他父亲的身份被刷掉。
此后, 钟枚生时不时地向上反映自己的问题。但家里6个孩子先后读书、成家,重担压得钟枚生喘不过气来,他没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声誉而战了。
一直到2000年后,孩子们相继成家,钟枚生才开始慢慢解脱出来。
在农村,邻里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经常发生。在钟枚生看来,他经常受到邻里甚至是前去调解的乡干部的歧视。尤其是年近古稀之时,他回想自己的过去,觉得非常屈辱,有罪判决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年纪越大,他越觉得应该要洗掉这一罪名。
2009年春节,在长沙当了7年出租车司机的钟天安回家过年时,看到父亲郁郁寡欢,决心回家帮父亲讨一个公道,为此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连一审判决书都没有,根本无法启动平反的程序。
2010年4月12日,钟天安陪着父亲到沅江市人民法院查档案。原始判决他们没有找到,无意间却发现一份1985年作出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沅江市人民法院的这份再审判决书说:“钟(枚生)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与生产队长冷××、社员李××等人盗窃本队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是实。但钟本人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所为,可不以犯罪论处。原审认定由于钟盗谷引起四十五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走稻谷一千五百一十二斤,并非钟的行为所引起,而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对钟枚生宣告无罪。”
拿着判决书,钟枚生浑身发抖,泪流满面。25年前法律已经宣布他就不是劳改犯了,但在25年后他才看到。他不明白,当时为何法院没有通知他。
这之后,他让儿子多次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出要求国家赔偿,却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7月2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到沅江市人民法院,就当年为何判决书没有送达、钟家是否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等问题进行采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要调查之后才能答复。而审理此案的法官,则早已退休。
8月15日,为钟枚生提供法律援助的青年律师刘志江告知记者,8月初,钟枚生已经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沅江市人民法院按法律规定给予其国家赔偿51万余元,精神赔偿100万元。
8月18日晚,记者就此电话采访沅江市人民法院分管信访的蔡副院长时,他说在外面陪朋友,要记者明天上午再来查询。
本报长沙8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