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之力追寻历史

    搭载上千民众去台湾的“太平”号轮船，与运载煤和木材的“建元”号轮船相撞，短时间内，两船相继沉没于冰冷的海水中。事故发生在1949年1月27日晚，舟山群岛外海，当时漆黑一片。

    此前一刻，太平轮上的众乘客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翌日就是除夕了。阒然间，海水涌进船舱，船体倾斜，超载加上救生设施不全，甚至救生艇都来不及放下。当年统计一船乘客生还者只有36人。

    在20世纪的中国发生近千人的航难事故，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能持票踏上此船的人，多是社会精英，背后的故事更加复杂。死者数量在此登记，死者身后则留下多少大起大落的故事，家庭破碎、家境逆转、妻离子别……有太多的悲情故事。他们的悲伤还来不及表达，伤口尚未舔干，1949这个年头席卷而来，更大的悲欢离合掩盖了当天海面上曾飘荡过的嚎叫、哭泣。

    在台湾，记者出身的张典婉，有志于挖掘这段历史，她付出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跟这段历史耗上了。张典婉最终写出了这本《太平轮一九四九》。而凭借这本书，她的名字开始让大陆读者熟识。这本书由各家各户的的悲情叙事组成，故事情节大都雷同。毕竟死生一瞬间，就在船沉没之后未久，一切下了定局。

    看过电影《滚滚红尘》，沈韶华和章能才使出全身力气随着人海前进，一直涌向码头，现场的凌乱、离别的伤心，上了踏板的人没上踏板的人，从此雁杳鱼沉，信断音绝。这就是太平轮最后一趟离开大陆前的那一幕再现，或者说巧合。张典婉说，她母亲将电影看到此，就控制不住眼泪了。至于暗夜沉船的场景，在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里面，能见到类似的一幕。

    所以，张典婉的历史挖掘，虽然功莫大焉，但我个人以为影响力扩张受限。无论是影响力度，还是故事的精彩性，都无法与近几年的远征军历史相提并论。说到此，以民间社会中的个人之力去挖掘一段历史，拼补记忆，安慰半生受委屈的老兵，我认为远征军历史重寻的火热，可以成为一个案例了。

    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条山战役、长沙会战、衡阳会战……那么多重大的战役和战场，偏偏只有远征印缅被后人炒得火热，小说、电视剧不断出品，如实记录的、多少吹嘘点的，或者完全是厚颜行骗的，多路人马各显神通。远征军热之后，下一波让两岸民众都大感兴趣，并可以发动部分民众去身体力行抢救记忆的现代史热会是哪里？

    同样是在台湾，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正在制作一部展现国民党军队从舟山、大陈列岛撤退的纪录片，即所谓的岛屿撤退，这算是1949年大迁徙的尾曲。

    一朝登上运兵船或飞机，这一走就是30多年，待来日回乡探亲的时候，父母的墓木已拱，妻子改嫁他人，儿女眼神错愕地望着父亲，逡巡不敢向前。此类经历，在不少老人的回忆中四处可见。

    而到了台湾之后，老兵们虽然饱受思乡的煎熬，但生活还算稳定，不再受到大的冲击，如果老来无所依，还可以在眷村内寻求老乡与故交的陪伴，一起在政府不算差的照料下度过余生。总而言之，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看影视或者亲见其人，人们便能发现这些老兵的气质明显不同于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相对的，他们的身体状况较好，记忆力清晰，遇到有文化的士兵和低级军官，那口述而出的个人历史结合日记、档案印证，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稀世之宝。追寻这方面的历史，大有可为，因为操作性强。

    至于个人感受上的情怀，齐邦媛的《巨流河》是个案例。她追忆了自己的家族史，主要是对父亲齐世英的印象，但我觉得有过于偏袒而不顾真实历史的地方，比如她对郭松龄兵变的一面倒肯定。齐邦媛几乎没做行走式的追寻发现，而且，按照齐世英的地位和名望，这一家不算是普通人家。张至璋的《镜中爹》，是一部通过破案式的挖掘来找寻自己父亲的记录，当年在上海码头父子一别，从此断讯四十年。等儿子找到父亲的确凿消息，发现历尽磨难的父亲早已去世，儿子只能在一堆遗物前徘徊不去，潸然泪下。

    近十年来，台湾《传记文学》上的文章不断引入大陆，包含着这种隐忍的感情。1949年是道坎儿，成千上万户人家被拆散，给后人留下无数的悲伤故事，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某种程度上说，他人的悲剧层层积累，变成了后人的历史研究素材。可以残酷地说，假若中国在最近百年内没有战乱，政治和平运作，那么，我们的历史故事就要平淡多了，史学家只好在别国的现代史上上穷碧落下黄泉。但对于身处斯时中的人，当然还是平平淡淡的时代好，生于安乐，死于安乐。

    对于历史追寻者们而言，尤其是追寻自家之外的历史者，他们体现了一个正义社会的特点。社会之正义评判，不在于是否有人遭受非正义的苦难，那在所难免，而是未直接遭受苦难者会对遭受苦难者表示深切同情，并挺身相助。如今，可以欣喜看到越来越多的后生去帮助曾经的受难者们，尽管动机不一，但行为本身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