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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22日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原巢湖市所辖一区四县行政区划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而根据合肥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合肥市将建设“区域性特大城市”，2020年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
据媒体分析，安徽撤销地级巢湖市有其合理性，因为巢湖市本身没有一个中心城市，其所辖一区四县是被行政硬性捏合在一起的。撤销巢湖市，是符合地缘政治规律之举，等于是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至于做大合肥市，就是一个明智之举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专为做大合肥市而做大合肥市。不管怎么说，合肥市已经走向了“做大做强”的道路。
“做大做强”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热词，企业要“做大做强”，城市也要“做大做强”，而且“做大”排在“做强”之前，意味着“做强”的前提是“做大” 。结果国内的城市，一律向大的方向狂奔。其中最早“做大”的当数重庆，接着则是湖南“长株潭”。为了竞争所谓“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若干城市已经暗战多年。还有西安与咸阳，听说也要大成“一体”。
按照个中逻辑，似乎大就是好，大就是目标，决心“做大”是有追求的表现。但认真而冷静地想一想，城市大了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从国际经验看，大城市的坏处很多：交通拥堵，空气质量下降，摩天大楼给人节约土地的假象，实际上能源和资源浪费巨大，各种社会风险积聚，人际关系冷漠。西方大城市在向离散形态发展，而我们却在通过行政命令“做大”城市。应当说，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
在逆世界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以身为大城市人为荣。出生在一般的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也不行，还必须是最大的城市，上海人长期把京沪之外的中国人统称为“乡下人”，是这一心理的集中反映。大城市，意味着好的出身，意味着洋气，意味着高人一等。
但从制度层面起决定作用的，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无所不在的对城市的“论大排大”。城市之间，不论生活品质或幸福指数，而论GDP总量排名。近年又有所谓一、二、三线城市之分，实际上也是城市大小的一种新分法。城市要大到一定程度，才有权修宽阔的马路，才有足够多的建设用地。市长的地位，也完全取决于GDP总量，大城市的一把手晋升的机会就多。中央有关发展的优惠政策，总是给予足够大的城市。城市大到某种程度，就成为所谓直辖市。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一种体制，它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城市“做大”，而且是越大越好，大等于强。
大城市有它大的优势，可以极大地增强工商业的规模效应，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但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逻辑也未必全然如此。比如欧洲经济发达，但真正的特大城市也极少，德国的大城市更少。在美国，中国式特大城市也屈指可数。相反，欧美都有大批明星小城市，像美国的西雅图、亚特兰大，经济非常繁荣；像法国的戛纳、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世界级旅游胜地。可见，城市的生命力并不在大。
我们的国情是人口多，但这是不是大建“特大城市”的理由，目前还存疑。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城市做大之后，千城一面，非常无趣。比如苏州、杭州，原来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无非是两座制造业城市。它们的“做大”，是行政力量硬性做大的。这种“给政策”的做法，造成了很大的不公，突然地做大使城市原住民边缘化，同时也使其他城市被边缘化了。把某几座城市做大了，让有些人有了成就感，但世界是不是更美好了，实未可知。
杨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