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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妇联的消息称，反家庭暴力法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已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这标志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式开始。
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从2004年以来，妇联系统受理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投诉量每年都在4万到5万件左右。而学者研究表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在得不到公权力的法律救济时，女性只有采取私力救济方式以暴制暴，用极端的方式让自己摆脱家庭暴力的折磨。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袁慧（化名）就是一位因为家暴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女性。
袁慧杀夫案
7月20日，被家人从看守所接回家的袁慧情绪激动，与两个女儿相拥而泣，久久不能分开。5个月前，为保护14岁的女儿小青（化名）免遭丈夫强奸，袁慧用菜刀砍死了与自己生活了10多年的丈夫。她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今年2月23日23时左右，袁慧的丈夫张某喝了很多酒，欲强行与女儿小青发生性行为，遭到小青激烈反抗。苦苦劝说的袁慧情急之下跑到灶房抓起一把菜刀，朝压在女儿身上的丈夫头部砍去，由于担心砍着女儿，打开灯后，袁慧再次向双手抱着头部坐在床上的丈夫头部、腰部砍去。砍完后，袁慧抱起两岁的小女儿，喊着大女儿拼命逃出房间。受伤的张某下床追到门口，袁慧将小女儿交给大女儿，提起放在卧室门口的铁铲将张某打倒在地。之后，袁慧抱着小女儿和大女儿从柴垛爬到房顶上大声呼救。由于害怕丈夫追来，母女三人又逃到隔壁婆婆家躲避，将房门从里面反锁起来，抱成一团。
当邻居赶到袁慧家时看到，浑身是血的张某已经不能动弹。经鉴定，张某系颅脑损伤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记者获悉，张某生前好吃懒做，脾气暴躁，曾因强奸一名15岁少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袁慧被依法逮捕羁押在禄劝看守所期间，她的两个女儿由丈夫的姐姐照料。其丈夫全家及其他家属联名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谅解申请，请求法院从轻处理，对袁慧作出无罪或免除刑事处罚。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7月6日审理此案后认为，袁慧实施防卫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袁慧的犯罪性质、情节、后果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袁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以暴制暴只因打击家暴不力
袁慧杀夫案引起了一些司法界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有关人士指出，受虐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的出现，是对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结果。
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俊指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在得不到公权力的法律救济时，女性只有采取私力救济方式以暴制暴，用极端的方式让自己摆脱家庭暴力的折磨。她在对云南某女子监狱有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暴力型罪犯共223人的调查分析中看到，有173名罪犯的犯罪原因是家庭暴力引发的，占总数的77.6%。
这类犯罪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以中青年人居多，其中30岁至40岁的占84%；二是犯罪人文化程度低，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占70.4%；三是犯罪动机单一，出于摆脱丈夫伤害目的的占90.9%，报复对方的占9.1%。“绝大多数女性犯罪动机主要是出于自救。”王俊说。
调查显示，面对家庭暴力，有86.7%的女性一开始采取的态度是隐忍。在王俊调查中已成为罪犯的受害妇女，当初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的仅占0.6%，有43.9%的妇女不知道在遭受虐待后有法律途径可以走。“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言，法律救助系统是软弱和缺失的。”王俊说。
现行防家暴规定操作性不强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春光认为，袁慧杀夫案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在防止家庭暴力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没有统一权威的法律规定。本案中，张某对其妻和女儿实施性暴力时，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算不算家庭暴力？其次，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他法律虽然都有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但多数属于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发生家庭暴力（未达到身体上的重伤）时，受害人难有保护自己的具体办法，只能忍，造成了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宽容纵容。
王俊也指出，我国在证据规则的运用方面，没有考虑到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如果丈夫构成虐待罪，需要妇女自己起诉，自己收集证据，这使处于弱势的她们很难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将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
同时，我国立法中仍存在性别歧视。比如，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构成条件的规定，是以两个力量相当的男性或女性，以一方攻击另一方的情形为模式设计的。但对于力量不平衡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出现此种情形时，仍恪守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标准，则显示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帮助受虐施暴妇女回归
7月20日之后，记者多方寻找袁慧未果，直至7月25日，袁慧的哥哥袁明（化名）到昆明凌云律师事务所感谢代理律师赵兴祥、尹朝德时，记者才得知，袁慧目前身患重病，浑身浮肿，情绪低落，由于家中无劳动力下田干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女儿又即将到镇上读初中，思想压力极大。如今母女三人只能暂居哥哥家，靠家境同样并不富裕的哥哥帮助度日。
“采取极端手段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在接受法律制裁重获自由后，往往被社会所歧视、乡邻所不齿，生活没有保障，人格尊严饱受伤害，受虐杀夫妇女回归社会后的保护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赵兴祥说。
“受虐妇女以杀夫方式摆脱虐待固然不可取，但她们自身也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她们杀人背后的社会原因不容忽视。进一步加强对她们的思想教育、就业帮助、亲情帮教以及心理辅导，提供出狱后的回归保护，帮助其顺利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应尽的责任。”一名社会工作者说。
本报记者 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