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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华文摘》的编辑，我常遇到对这份杂志的一些有意思的“误解”。
前些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听一个学术讲座，我跟主讲的经济学家说，“我到《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了。”他接道，“那很好呀，新华社是大单位，很不错的工作嘛。”
实际上，很多人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或专家人士都不知道，《新华文摘》的刊名中虽然有“新华”两个字，但并不隶属于新华社，而是人民出版社的品牌刊物。
因此，写一篇关于这本杂志的文章，讲述那些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的故事，便显得必要。幸运的是，《新华文摘》和《读书》这两本知识界代表性刊物的共同创始人范用先生，在2005年撰写了一篇文章《从〈新华文萃〉到〈新华文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创办《新华文摘》杂志的情况。
1937年，小学生范用在图书馆看到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杂志，受到很多启发。这种启发一直持续到20多年后，已成名家的范用脑子里产生了办一份文摘杂志的念头，就有了1962年的《新华文萃》试刊号，也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新华文摘》。当时的《新华文萃》试刊号借鉴了《月报》杂志的思路，分政治、经济、学术、文艺、美术、作品、读书与出版、学术论文摘要、报刊文章篇目辑览、科学文化之窗等栏目。在试刊号没有被正式批准出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拿走了一本，说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主席也许有兴趣翻翻。
1979年，在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范用的大力支持下，人民出版社正式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学术文摘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1981年更名为《新华文摘》。直到今天，《新华文摘》的主办单位依然是人民出版社，主要的发行渠道也还是邮局。
如今，范用先生等人已经故去，但老人们留下的这笔遗产，对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新华文摘》的这30年
前辈们精心创办《新华文摘》，既期望通过自己的摘选摘编活动来为读者提供一份浓缩精华的资料性刊物，也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担当起一代人和一份刊物的社会责任。
在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一栏中，他们这样写道：
“粉碎了‘四人帮’文化专制统治，我国科学和文艺战线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报纸和刊物逐渐增多，《新华月报》的选材也越来越丰富。为了使《新华月报》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除了增加篇幅，同时在编排上作一改进，把它分编为‘文献版’和‘文摘版’，我们觉得，这样可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要。”
画家丰子恺在去世前，为刊物中的“读书与出版”栏目题写了栏头。1979年创刊号出版时，编辑部为了纪念美术界这位老前辈，特别制版刊出“读书与出版”的栏头。目前《新华文摘》上“读书与传媒”的栏头，由书画家黄苗子题写；“漫画之页”栏目则隔期交替使用漫画家华君武与方成分别题写的栏头。
1981年，在《新华月报》（文摘版）改名为《新华文摘》后的第1期杂志上，“编者的话”写道：“《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办两周年了。从这一期起本刊改名为《新华文摘》，篇幅和定价等都不变。我们希望把它真正办成‘杂志的杂志’，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小型阅览室。”另外还写道，“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今后我们将仍如既往，凡学术理论文章，具有探索精神或一得之见的；凡文学艺术作品，有创新之意，或者是引起争论的，本刊将尽可能选载。”
为了编好《新华文摘》这本杂志，编辑人员不仅向前辈学习，也向同行及读者请教，可谓是煞费苦心。在1981年12月，编者在“读者·作者·编者”栏目中恳请读者，“为了根据广大读者意见来改进刊物，本期末后附有读者意见表。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积极支持，在填写后寄回。谢谢！”
1981年夏秋之际，编辑部将《新华文摘》定位为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文摘月刊，从全国报刊选摘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教、科技等方面文章和文艺作品，供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浏览、阅读、备查。确定的编辑总方针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为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新华文摘》是一个转载性的刊物，所转载的文章和作品的观点，不可能代表编者的观点。但是，转载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保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2004年1月，《新华文摘》在创办25周年之际，正式由月刊改版为半月刊。
改版为半月刊的《新华文摘》，包括的栏目比以前更多更科学，在编辑手段上也更为灵活和生动。
经过几代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新华文摘》形成了“博、大、精、深、新”的独特风格，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新华文摘》先后三次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期刊最高奖——“国家期刊奖”或提名奖。2011年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从创刊伊始截至2011年8月，《新华文摘》已经出版484期，支撑着这一期期刊物的，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编辑部每月订阅大约1500种报纸杂志，此外还有一些编辑部邮寄赠送的近500种报纸杂志。合计484期的《新华文摘》，总共转载了28000余篇文章、27000余条论点摘编和4500余幅美术作品，总字数达到2.3亿，总发行量在6750万册左右。
将当前中国发生的重要事情凸现在你面前
从1999年1月起，大字本《新华文摘》开始出版发行，其内容与小字本《新华文摘》完全一致，放大字体是为了照顾中老年读者。
据不完全调查，长期以来，《新华文摘》的读者群相对稳定，主要是党政机关干部、社科理论工作者或关注者、高校教师及该类人群的离退休人员。近百万的读者中既有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也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知名的媒体人士。
在他们心目中，《新华文摘》也带给了他们独特的记忆和价值。
1999年《新华文摘》创刊20周年时, 曾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向读者征集广告词。这次征集活动共收到有效来函2316封、8800余条广告词。
评委最终评选出了三条，分别是：“聚焦学术动态，展现百家风采，一刊新华文摘，承载整个时代”；“天下文章可圈可点，新华文摘可读可藏”；“读新华文摘，品天下文章，把时代脉搏，尝百科奇葩”。这些广告词集中代表了《新华文摘》在读者眼中的品牌形象, 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新华文摘》作为资料库、思想库的重要特征。
钱学森院士生前是《新华文摘》的忠实读者。1982年6月，他曾给编辑部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不知道中央给《新华文摘》的任务是什么，我自己从阅读中得到的体会是：一月一次的学习文库，对象是有中学以上水平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现在中央十分重视干部的经常学习，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新华文摘》可以为此作出很大的贡献。办得好，成为干部自习的必读书刊，人手一册，每期发行量可以到几百万。如果真是这样，我对如何办好《新华文摘》可以提一个建议，增加科学技术方面的比重。我们的广大干部对现代科学技术不很熟悉，常识性的知识都比较缺，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但现在的《新华文摘》科学技术的篇幅太少，不到十分之一……我建议调整比例。”
科学家钱三强院士和何泽慧院士夫妇生前也长期阅读《新华文摘》。2003年，何泽慧院士将他们夫妇使用和珍藏的300本西文图书、351本中文图书和2063册期刊资料，全部赠送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资料中心，其中包括从创刊到1992年的全套《新华文摘》。何祚庥院士也是《新华文摘》的老读者，在他看来，“现在国内出版的报纸杂志极多，谁也没有能力去博览全局”，但是，一本《新华文摘》在手，“就能将当前中国发生的重要事情凸现在你的面前，就可以了解很多国内、国外有关思想理论方面的许多动向。”
著名漫画家丁聪生前尤其喜欢买书、读书。他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新华文摘》的出版，缓和了我‘买、读’之间的矛盾。我想读的文章，无非是有关文艺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动态、论点。自己从报刊上东寻西找读到的，总是东鳞西爪。现在，通过编辑同志的细心搜索整理，系统地、有条理地，把重要的文章及论点，都摘编在《新华文摘》里，而且每篇都注明出处，令人读来，既省时，又省力，经济方面也节约。所以，它一出版，就成了我最心爱的、每期必备的读物之一。当然，我也不可能每篇都读，但丰富的资料已掌握在手，随时可翻阅，心里也就感到放心踏实了。”
“《新华文摘》的编辑们，就是在做着为大家整理、筛选信息的工作，使读者不至于被埋在信息爆炸的烟雾中。”知名经济学者樊纲这样评价道。在他看来，《新华文摘》最鲜明的特点不是它的“全面性”(收摘时政、社科、人文各领域的文章)，也不是其可读性(你可以从头读到尾)，而是其“学术性”和“完整性”。比起其他“文摘”，它收集更多的学术性理论性文章，不大在乎一时的新闻效果，而更注重长远的思想影响；提供的不是只言片语的观点，而是较为完整的“论述”，让人能够了解理论或观点的全貌，即使是文学作品，也相对更为完整地摘录，使人得以品味较为完整的文学乐趣。
曾经有记者同行问主持人白岩松，他是如何做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思路清晰、反应迅速的。白岩松回答，“我每天买报纸，业余时间都用于读书看报，这些积累是工作的基础。但这还不够，到具体操作时，还要阅读大量资料。比如做人大、政协会的10场直播前，我读了从1992年到当时的所有《新华文摘》。”
奠定我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坚定的心理基础
不仅读者能从《新华文摘》里得到收获，作者也会有自己的收获。
很多单位和个人将文章能被《新华文摘》转载视为荣耀，广东省委宣传部甚至专门出台规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粤宣通[2002]10号文件及有关通知精神，为了鼓励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创作，树立我省社科理论研究‘务实、前沿、创新’的形象，省委宣传部决定从2003年起，对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等6种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的学术文章和被《新华文摘》转摘3000字以上的学术文章进行奖励。”
有作者甚至是因为自己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而投身学术研究。中央党校哲学教授韩庆祥在读研究生期间，写的第一篇论文《列宁“一整块钢铁”学说新解》在公开发表之后，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栏目转载。“这对别人可能不意味着什么，但对于我几乎可以说，她奠定我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坚定的心理基础。从此我恋上《新华文摘》，经常读《新华文摘》。一位著名学者说得好：书斋书斋，常看常读是《新华文摘》。”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
读者和作者的这份厚爱，也让《新华文摘》的编者时刻不敢懈怠。
曾任《新华文摘》主编近10年的张作耀说：“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祖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九年多来，始终如一不惜倾注自己的心血。为了她，我下了更多的工夫学习理论，博览书刊，以期更好地把握方向、更多更准确地反映学术发展的新成就；为了她，我把自己的不少研究项目搁置下来，以便集中精力处理稿件、汲取并思考各方面的意见；为了她，我脑子中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惟恐有失，兢兢业业地干了这许多年。”
而在这许多年里，《新华文摘》编者们一如既往坚持着对杂志品质的追求和杂志使命的坚守。如《新华文摘》创始人范用所说，“当年编《新华文摘》，我想这样一本杂志，对于边远地区的读者，那些地方难得见到很多杂志，一卷在手，可以满足他们阅读的需要。”
著名编辑出版家戴文葆在评价《新华文摘》时曾说：“从全国各地各种报刊中撷芳撮要，使读者听到远近四方的心声，结识平日不易见到的各界人士、学者专家，了解许多难以目睹的重大事件，得知有关现实问题的讲论。从这本《文摘》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新华’，祖国迈向现代化的身手。当然，有时也会看到不合时宜的阴影。这本风行的期刊，出于先锋敏锐的创意，其内容既有利于今日，也有益于明天。”
这些言说和往事，仅仅是一小部分故事。涉及《新华文摘》的更多有价值和有趣的故事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挖掘出这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故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传统、继承传统，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服务作者、服务于这个时代和未来。
李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