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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中）和泰国曼谷《沙炎叻报》总编辑通潭（右）谈话。
东亚政治研究课题组供图
日前，《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在京发布。作为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该报告提出：确实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
2009年5月～2010年7月，该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带领课题组成员先后赴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以下简称五国一区），进行实地考察，深度访问了300多位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政治记者。房宁这样讲述本次研究的背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已取得很大成绩，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也在全面进行，但我们没有经验。看看别人的路，特别是比较接近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路是如何走的，对我们会有一些启示。”
“中国青年看世界”栏目近期将连续刊发对该课题组成员的系列访谈，以飨读者。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使我们相信，的确存在“东亚模式”
中国青年报：你们访问了那么多政治家、企业家、记者、学者，这样广泛地接触下来，您有什么感受？
房宁：这一路上，我们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不能说毫无保留，但无一例外都是坦诚和认真的。有些受访者甚至让我们非常感动。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今年83岁了，他住在九州的大分县。当得知我们准备去拜访他时，他主动提出到东京会见我们，然后一个人背个包就飞到东京。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面，我大老远就看到一位老先生独自走进来，一开始我都不敢认。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村山先生不愧是平民首相，不愧是从工人运动中走出来的首相。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我们的访问，并不是针对我们课题组，而是冲着中国。他们的确感受到了中国的重要和崛起，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有利于东亚、有利于世界。
中国青年报：在课题中，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
房宁：东亚政治发展研究使我们相信：的确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
东亚五国一区在刚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基本都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体制，称为“自由民主体制”。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加剧。经历了15年左右的自由民主体制后，这些国家便转入了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威权体制”时期。
威权体制下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这一阶段持续了30年左右。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实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
中国青年报：我看到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所谓“东亚模式”缺乏研究基础。您怎么看？
房宁：我们认为调研应该完全是实证性、经验性的。但当我们走了几个国家之后，开始有感觉了：太像了。人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差异的地方，但这些差异并不能掩盖背后的一致性。道路是各自的，精神和内在机制却有一致性。
这种一致是不是巧合呢？我想起那句话，“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们相信威权体制下权力与权利的“对冲”（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的现象），是东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内在原因。
中国当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中国的现代化是怎么实现的？就是改革开放这30年，一方面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追求美好生活，为社会提供动力；另一方面，集中权力、集中民智民力、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东亚模式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
房宁：在课题研究启动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警惕自己，忘掉中国。”意在避免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去裁剪境外的经验事实。我们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搞清事实，忠于事实，将东亚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作“如其所是”的客观描述，不管它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管研究结果和我们之前对中国的看法是否一致。
中国青年报：东亚模式到底能否套用在中国身上？
房宁：不能说是“套用”。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会遇到。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在工业化时期不能进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工业化时期一定要关闭这个通道，即通过政治权力的争夺获取社会流动、改变身份、占有更多财富利益的机会。
中国现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多元化的压力也出现了，包括很多人主张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正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完成。
中国青年报：前段时间不少人在讨论“是否寒门难出贵子”，认为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了。
房宁：社会身份大改变、大流动，是工业化时期特有的现象。工业化带来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带来身份的变化。我们社会现在的流动依然旺盛，但社会不会永远大规模流动下去。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甚至后期，这种流动肯定会趋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的代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通过努力获得地位，而是通过继承。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固化，分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像日本，政治的继承性就非常强。由于日本众议员的选区是固定的，经常是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经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祖孙三代都是议员的情况也很常见，都是选民爷爷选议员爷爷，选民爸爸选议员爸爸，选民孙子选议员孙子，完全是固化的。
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与学者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异
中国青年报：不同的访谈对象，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房宁：我们发现，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与学者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异。很多国家的学者，说出来的东西我们都觉得特别熟悉，后来一琢磨明白了，基本都属于“美国制造”。他们其实未必真的很了解自己的国家，只是用通行的理论、观念去剪裁国家现实。而这几国实际操盘的人，比如政治家、企业家，就完全不同。他们谈的是实际做法、真实过程和具体案例。所以我认为，研究还是应该回归经验的层面。
不过，我们发现日本的学者对实际情况最了解，说话最接近于现实。
中国青年报：听说你对日本比较熟，日本学者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房宁：在课题涉及的东亚五国一区中，我感觉，日本学界和政界、经济界联系最密切。日本学者是给各种利益集团或企业做课题的，不是自己玩的。他们研究的都是国家、企业面临的真问题。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大学教授，说到底还是在研究、传授某种知识，讲的东西和社会实际没多大关系，他们对本国似乎并不了解，对美国种种、世界如何却知道得比较多，当然大多也只是学理上或书本上的。
日本学术界之所以不一样，可能因为日本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不可能养一些“清谈之士”。你要做研究，就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多次访问日本，这次去日本有什么新的收获？
房宁：这次我们访问了一些政党议员，还到一些地方访问了地方议会。在日本我们是收获最大的。日本是19世纪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东方国家，并在遭受了一次巨大挫折以后又重新发展起来。
我们这次按照历史的纵向线索进行研究，主要是两段：一个是明治时期，一个是“55年体制”（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编者注）。日本在19世纪末期，和中国一样面临很大的民族危机。为什么日本能崛起？因为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为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决定地位的社会，开放了权力和资源。有位教授跟我们讲，当时一个妇女要从江户到东京做生意，都很便利通畅。
中国青年报：关于日本“55年体制”，课题组有什么研究？
房宁：主要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党为什么在开放选举的情况下，能够长期执政？我们认为基本原理就是，执政党把掌握的经济资源、行政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也就是选票。这其中的机制在日本被称为“土建政治”。日本的基础设施为什么做得比较好？因为大家都要拼命地给地方修路、修水库等，换取支持和选票。要这么干，肯定得有钱。自民党为什么最终下台了？就是因为泡沫经济崩溃了，没钱了。不过，自民党虽然丢了政权，日本精英集团实际上还是稳定的。现在的民主党其实还是那伙人。谁也不敢说，“55年体制”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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