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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媒体报道，上海“医跑跑”事件的事故原因已基本查明，相关副院长被免职。然而，事件引发的思考却正在延续。
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8月24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外科大楼3楼手术室突然起火。起火时，手术台上的病人全身麻醉，正在接受截肢手术。病人最终身亡，死因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上海市卫生局介绍，根据现场监控录像和多方调查，8月24日19时30分许，死者朱某因车祸被送入外科大楼3楼1号手术室接受全麻下肢截除手术。手术室内共六名医护人员，包括两名手术医生、两名麻醉医生、两名护士。
手术后期，21时45分许，另一名护士发现隔壁2号手术室空气净化器起火，即取灭火器扑救，无果，赶到2楼用座机报告医院总机室。同时火势蔓延至1号手术室，另一名麻醉医生离开1号手术室呼救并告知同事用手机报警，因烟雾很大无法返回手术室。
手术室内的两名医生继续缝合伤口，后因照明断电，烟雾浓重，在查明呼吸机工作正常(一般呼吸机停电后可自主工作半小时左右)而手术床在停电状态下无法搬动的情况下，只得撤离现场寻求救援。经医学专家论证，此时如紧急搬离病人，去除呼吸机，采用简易呼吸器，即“捏皮球”方式辅助病人呼吸，手术室大量有毒气体势必进入病人体内，会导致严重后果。
火灾发生后，公安、消防和卫生部门立即成立火灾事故调查小组。经调查认为，火灾根源在于医院在消防安全管理中存在薄弱环节，手术室等特殊区域应急预案缺失，由此造成医务人员应急反应能力不足。为此，已免去医院分管消防安全的副院长陈爱东的职务，给予医院院长方勇行政警告处分。
后勤安全与医疗安全同等重要
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广泛议论。议论的焦点是，医护人员在当时的情况下，该不该自己跑掉保命？除了自救以外，还有没有施救手术台上病患的可能。
关于此事，医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病人的情况不适合移动。原因有三：火灾后手术室内停电，手术台上的电子锁定装置难以解除；伤者做完截肢，刚刚缝合了两三针，还处于大量出血阶段，贸然解除止血带可能会危及生命；伤者处于全麻状态没有自主呼吸，拔掉呼吸机很可能会窒息。在停电的状态下，呼吸机还能维持30分钟的工作。
然而，这样的解释还不足以平息舆论，许多网民质疑医护人员医德缺失，对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抛弃病患感到愤慨，甚至用“医跑跑”来形容当事的六位医护人员。
但是医疗行业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更指出用“医跑跑”来形容当事者并不恰当。
在微博上，一位麻醉科医师认为，手术室里存放着氧气等易燃气体，一旦出现燃爆意外，火势会快速蔓延，伤及医生及病人。“作为医生，如果能救，一定会救；但如果5~7分钟内，仍无法转移病人，医生更多考虑先自救，毕竟自己活下去，才能救更多病人。为此放弃患者自己逃生,也是无可厚非的行为。”
“医院要救死扶伤，医院自身、患者、医护人员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表示，患者的安全转移是必须要保证的，因为家属把病人交付给医院，不管病有没有看好，先遭受了其他灾害，于病人于家属都是很难接受的。
2009和2010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日连续两年把主题定为“让灾害远离医院”。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表的公报指出，各国需要对现存医疗机构的安全设施进行评估，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改善。并呼吁各国和地区重视和保障医疗机构设施的安全，确保医院在灾害发生后仍能运转。
“对于医院来说，后勤安全和医疗安全同等重要。”滕五晓认为，患者的就医安全是医院需要第一位考虑的，不仅是在医院，在其他的公共场所，公众的安全都需要确保，这在许多法律条款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公共安全不仅是医院的社会责任，也是常态要求。
应急管理必须纳入医院管理
那么如何保证公众在公共场所的安全呢？
滕五晓指出，比如在商场里发生突发事件时，职员应该组织顾客先行疏散，而不是自己跑掉。这是最起码的。他们还需要接受培训，在自救的同时救人。
“因为没有看到调查结果，所以很难下结论。但是可以认为，在这场事故中，医护人员的应急处置经验肯定是欠缺的。如果事件发生在人员众多的病房中，如何疏散患者，转移高危病人，也是挑战。”滕五晓表示，虽然手术室火灾是偶发事件，并不等于不需要做相应的预案。“在预案上花多少精力、重视到什么程度，都会在偶发事件中受到考验。”
在事故发生时，医务人员的自身安全又如何保证呢？滕五晓表示，医院应该加强医护人员的应急训练和消防演练，而不仅仅是注重口头宣传。具体落实情况怎样，往往是最后一公里，这比之前的99公里要难走得多。”
而这最后一公里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具体到事故中，医院的每一层面都有责任：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要在汇报的同时就立刻进行处置；医院领导要迅速判断，防止事态扩大；如果病床上的病人还有活动能力，也需要进行自救。另外，政府也要引导民众，开展自救、处置应急事件的培训。
责任明确到每一个人，风险就分担了，化解了。
“天灾人祸始终存在，说来就来，所以对于应急事件有没有准备，准备得充分不充分，差别很大。”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主任助理施裕新以日本地震为例，日本人对地震的应急经验非常充分，但是对于海啸与核事故的准备不足，所以后两者的伤亡损失不小。
据悉，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承担着上海全市的生物安全防治任务，有一整套应急预案，根据灾害类别划分，总共有十三四套预案，包括风灾、火灾、地震、塌方、中央空调系统等等。
“凡是能想到的灾害，我们都做了预案，有备无患。”施裕新强调，危机意识十分重要。
但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应急管理还没有真正纳入到医院管理之中，各家医院的应急管理模式也不是十分清晰，比较倚重负责人的重视程度。虽然上海各行各业在去年的“11·15”火灾事故之后，十分重视消防工作，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整体工作比较粗糙。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这一点上有所努力，他们建立了应急办公室，集合了中心领导班子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和骨干。应急办公室负责全院以及各个部门的应急培训和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监督预案实施，还要对预案进行评估和改进。在今年甲流疫情的前后半年里，就更新了三个版本的应急预案。
根据火灾应急预案，火情一旦发生，应急指挥系统立刻启动，相关部门准备人员和物资。消防和保卫人员须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在这5分钟之内，中心的600多个灭火器材中至少有30-40件可以出现在现场，及时控制火势。
与此同时，如果火势影响到了正在进行中的手术，现场的医务人员必须分工明确，第一时间向主管领导回报，同时保证病患生命体征保持在安全状态，并且进行自救。
如果火灾超过人力能够控制的范围，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灾害撤离预案。手术室的麻醉医师和手术医生必须保持病人呼吸、心跳和脉搏等体征稳定，同时用可移动的病床组织转移。
“应急文化在我们各行各业还比较薄弱，所以更要明白，灾害面前，人人有责。”施裕新强调，医疗单位要保证自身安全，才能发挥应急作用。
本报上海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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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