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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近日发布“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报告显示，95.7%的医师认为付出与收入不相符，与2009年的数据相比，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48.5%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有的甚至感到不安和恐惧。这一结论让不少羡慕医生这一职业的网友大呼不解。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满，不只是因为收入问题。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对医患双方都会带来很大危害。
中国青年报：据您了解，现在医生的收入低吗？
周子君：大多数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相比并不低。去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是4万多元，社区医生的人均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中级职称医生，也就是主治医生的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总体上讲，北京市医生的年收入为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的1.5倍以上。尽管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医生的整体收入都是中等偏上的。
但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家庭医生或全科医生的年收入是17.4万美元，内科医生为19万美元，外科医生为22.5万美元。同期美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为4.4万美元。这样比起来，美国医生的收入是各职业员工平均收入的四五倍。
另外，我们很多医生觉得，自己承担的劳动强度和执业风险，与收入水平不相符。与国外的医生相比，中国医生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拿门诊来说，美国医生看一个病人，大概需要20~30分钟，我们的医生一上午就要看约30个病人，平均8~10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医生在看门诊的同时，还要完成写病历、开处方、录入病人资料等文书工作。这样一来，医生的劳动强度就更大了。
中国青年报：国外的医生就不做文书工作吗？
周子君：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些工作不是由医生完成的。这与医院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有关。我们国家医院里70%~80%的人员都是医护人员。而国外医院的医生人数通常只占医院总人数的10%~20%，医生和护士加起来也只占50%左右，其余都是医疗辅助人员。很多医生会让医疗辅助人员帮助记录病人的信息和处方，以减轻工作强度。
国内医院应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人员结构。如果医院能聘请更多的医疗辅助人员，可以有效改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效率，也能让医生有更多时间访视病人。
中国青年报：有报道指出，当前我国医院的护理资源严重匮乏，缺口达190万人。这也是导致医生工作强度变大的原因之一吧？
周子君：是的。在西方国家，一般是1个医生配4个护士，而我们是1个医生配1.5个护士。护理资源的严重匮乏使医生经常不得不做护士的工作。不合理的医护比，使医院的护理服务和整体医疗服务都受到影响。虽然现在北京三级医院很多护士的月收入也能达到8000~10000元，但护士的劳动强度不是一般职业能比的。他们经常值夜班，要承担很多执业风险，加上社会地位较以前大幅降低，使很多年轻人不愿从事这个行业。
中国青年报：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70.7%的医师还将工作压力来源锁定在“医疗纠纷”上。对此，您怎么看？
周子君：是的，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服务与其他服务不同，不是病人花了钱，医生就能保证把病人治好，这一点与病人及其家属的期望有很大差异。如果花了很多钱病却没治好，有些病人和家属可能接受不了，造成医患纠纷。
另外，医生承受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病人对医疗体制的不满。例如，一些病人看病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要忍受嘈杂、拥挤的环境，这些是跟我们的医疗体制和政策有关，与医生没有直接关系，但病人往往会将积压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医生身上。在美国，尽管医疗费用很高，但你很少会看到病人对医生发泄不满。
中国青年报：医患关系紧张也有医生的责任吧？比如“天价医药费”等现象的出现。
周子君：不可否认一些医生的职业道德在利益驱动下出现了扭曲，但也应该认识到，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到国民素质、社会诚信、医生执业道德和媒体宣传等多方面。
近年来，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少民众遇事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比如，出现一些公共事件，大多数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首先去质疑、指责他们认为有责任的一方。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从国内外的医疗实践看，医院出现的绝大多数医疗差错，并非由于医务人员的素质、道德、责任心有问题，而是由于制度、规章存在缺陷。有研究显示，一味地谴责和惩戒医务人员，不仅不能实现对医疗差错的有效控制，反而可能增加患者的医疗风险和经济负担。
如今，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保护自身利益，一些医生对病人进行“过度治疗”，即使是不必要的检查，也让病人去做。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院就能凭借专业优势，轻易摆脱干系。但这样做不仅浪费社会资源，也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过度治疗”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青年报：那该如何解决医疗纠纷？
周子君：首先是要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目前的医患关系对医患双方均有很大危害。患者处处防备医疗机构、怀疑医务人员，就不可能期待从医务人员那里得到信任；医院、医务人员一味考虑自身利益而非患者利益，同样会招致患者的质疑。因此，建立互信的医患关系，需要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公众要理解“是人就会犯错”这一理念，形成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二，我们要改革医院的付费机制，扭转医院的趋利性。今年8月，北京市开始试行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将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改为“预付费”，可以有效扭转医院和医生“多做检查、多开药就能多收益”的模式，促使医生用尽量少的检查和治疗项目。
第三，我们要探索建立新型的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医疗纠纷的核心都涉及赔偿，建立公正、合理的医疗伤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化解。虽然医疗伤害多数是由制度、规章，以及患者自身身体状况造成的，但患者因为医疗受伤致残，仍然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伤残补偿制度，明确医疗伤害补偿标准，建立国家或地方医疗伤害赔偿基金，用以支付患者的医疗伤害补偿。至于由医生责任造成的伤害，自然有相关的法律来处罚医生。
最后，我们还要改变公立医院“管办不分”的状况。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从主要维护医院和行业利益，转向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使百姓能够以较小的代价维护自身权益。
本报记者 肖舒楠 实习生 刘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