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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前韩国已成劳动力“买方市场”，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中，韩国问题专家、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晓玲，负责撰写韩国部分。
1999年～2006年，王晓玲在韩国庆熙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发现，由于韩国社会“学历通胀”和就业零增长，在韩国青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个“88万韩元世代”。这导致了尽管韩国高校入学率已经超过80%，高考竞争却更加激烈。
中国青年报：报告提到，韩国是典型的“小国家、大企业”，即少数财阀集团具有全面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财阀对于韩国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哪儿？
王晓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财阀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四大财阀（三星、现代、乐天、旅馆）成为财阀的核心。如今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向政治、行政、法律媒体、市民社会、学术、教育、文化娱乐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渗透。
在韩国社会，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脱节的。民主运动的精英们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政治民主，但普通民众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劳工们在运动中的真正追求是涨工资。
目前韩国已经成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劳工普遍失去了议价的资本。财阀的增长点大多在国外，国内投资得很少，经济又始终不景气，韩国国内已经是就业零增长。
中国青年报：就业都零增长了，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在哪儿？
王晓玲：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韩国产业在不断升级，掌握核心技术的人非常少，大多数岗位都是谁做都可以。但工会又太强硬，裁人很难。很多企业就大量雇用只签署短期劳动合同的非正式职工，方便随时解雇。
非正式职工和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这也导致了世代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同工不同酬”下受害的主要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已经处在那个位置，被工会保护起来了。年轻人有更强的能力，但只能“漂”着。
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类似于“蚁族”。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的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中国青年报：对于“88万韩元世代”，韩国人是怎么看的？
王晓玲：韩国就是学历社会。年轻人有高学历、上名牌学校才有出路。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特别害怕孩子掉到下层。低收入阶层也很明白，要想后半辈子咸鱼翻身，只能把所有身家都押到孩子教育上，房子也不买了，也不储备养老金了，把钱都砸到孩子身上。
韩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超过80%，但高考竞争却比我国厉害得多。很多人觉得，高等教育普及了，所有阶层的机会也就增多了。其实恰恰相反，高等教育一普及，大学不值钱了，只有进入排名前三的“SKY”（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年轻人中有一个说法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睡5个小时就考不上。
中国青年报：但韩国被看作教育公平的“典范”，他们的学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平均化和素质教育了吗？
王晓玲：韩国高中全部免费，也没有重点中学，学校设施、教课内容都是教育部统一审核，教师、校长经常大轮换。可以说，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完全平均化，这确实很公平。
但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我的孩子接受比别的孩子更好的教育。学校里搞的素质教育，课业强度和难度都降低了。但学生和家长一心想进名牌大学，放学后在校外上补习班，学校成了睡觉的地方，教师权威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校外私教育市场非常发达，他们叫“学院”，类似于“补习班”，私教育的质量非常高，好的老师能拿到人民币上百万元的年薪，还会配备助教团队，收集各种信息，分析教育政策、入学政策、各高校的试题等。学生在那儿一上课，成绩嗖嗖地就上去了，因为学院是完全的应试教育。
韩国孩子都累得够呛。小学生补习到晚上12点是常有的事。政府对这种情况也很头疼，就改革高考招生方式。比如，将高中三年的考试分数平均计分，但“学院”第二年就开设了针对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辅导班；在高考中增加面试环节，“学院”很快又开设了面试辅导班。最后导致的局面是，父母的财力决定了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力。这就是经济资本转化为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孩子长大之后又转变成经济资本，也就是阶层固化。
中国青年报：要向上流动，除了教育，是不是还有创业这条路？
王晓玲：韩国青年创业的比例比我们高得多，就是因为就业的路走不通了。有人批评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不高，都愿意留在大城市找工作，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些地方就业率高，还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尽管韩国青年的创业比例很高，成功率却非常低，市场留给他们的创业空间很少。
现在很多韩国人都怀念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韩国正在创造“汉江奇迹”，工业化迅速发展，那时的年轻人但凡不懒的，都成功了。然而今天，一个底层的年轻人靠奋斗也很难成功了，阶层越来越固化。
中国青年报：这种阶层固化的状况对于韩国青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玲：他们结婚的年龄在不停地往后推。韩国在OECD国家（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里，生育率最低，离婚率最高，自杀率也最高。这是因为社会比较沉闷，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但并非所有年轻人都非常绝望地待在大城市。有些人开始享受临时的打工状态，打完工就去旅游。他们就是“乐活”一族——活在当下，每天都活得开心、健康。
现在韩国中青年还有一种趋势，叫做“归农”。他们不愿意在城市里挤着，就去山上种地，还自己建房子。我就看到有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去了农村，他们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现代化，就是单纯地种地，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变化，一部分韩国青年正趋向“脱物质主义”。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成功的机会太少了，物质主义的路行不通了，就只能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最终也导致了社会对于成功的标准不再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