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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15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耿彦波:没有文化遗存的城市苍白无力

本报记者 桂杰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15日   11 版)

    人物档案

    耿彦波,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大同市市长。2008年被人民网评为“年度最受关注地方领导”。2011年6月,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并主办的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中,他是唯一获得“十大杰出人物”称号的地方官员。

    对话背景

    从1995年任灵石县县长开始,耿彦波就一直致力于保护、挖掘晋中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先是灵石的王家大院,2000年4月调任榆次后,又修复了气势更加恢宏的“常家庄园”。为官7年,他把两座“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民居庄园推向了全国,更推向了市场。如今,在北京地铁站,可以看到“王家归来不看院”的旅游产品广告——夕阳余晖之下,层层屋檐组成的气宇轩昂之势,足以雄霸天下。中国著名的古建筑文化“泰斗”郑孝燮说:“要想切实保护好历史遗产,光有‘有识之士’不行,还得有既掌握决策权,又对保护文化遗产有充分认识的政府官员,我把这样的人称作‘有识之官’,耿彦波就是一个。”

    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对耿彦波进行了专访。

    中国青年报: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学者冯骥才近日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时曾批判中国城市集体无个性,“600多个城市都搞成一个样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大同的发展思路从何而来?

    耿彦波:我希望大同在中国的城市里面不是最大最富最现代的,但却是最有特色的。经过三年的发展,我们正向这个方向努力。

    在老区,我们保留了最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因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遗存的城市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青年报:大同古城区的保护和重建,目前已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国内不少城市来大同学习取经。所谓的“大同模式”存在吗?

    耿彦波:“大同模式”不是我的发明,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他主张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过去为什么总有矛盾?你把发展跟保护放在一起肯定产生矛盾,为什么不分开,非要跟老祖宗较劲儿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护与发展的问题困扰许多城市,地方执政者要招商引资扩大发展,专家要保护文化遗存,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专家退步。在我看来,目前我国没有成功的范例,只有破坏的典范。拆了那么多旧的,耗费那么多财力,难道比建设一个干净的新区付出的代价小吗?肯定不是。我们不要以为城市的老脸不值钱。

    中国青年报:我注意到,从灵石县开始,您在每一个地方,总是从恢复古城和打造文化产业下手,原因何在?

    耿彦波:至今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不少地方把文化遗产当做负担,道路窄,就把旧的拆了弄宽点;平房多,就拆了建高楼。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回过头来看看,让人很痛心。我们忘了,文化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

    另外,我们的很多文物是砖木结构,跟西方不一样,受到自然侵蚀会逐渐残破。唐代的到了宋代不修复,宋代的到明代不修复,就没有了。现在还留存的如果不修,很快也就没有了。

    老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可是传统文化在哪里?不能光存在于典籍中,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所以保护文物是我们的使命。对于传统遗存,我们应该奉若神明。

    中国青年报: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您是否有过教训?

    耿彦波:在榆次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村里的老戏台,我想移到常家庄园里。本来说好了整体移过来保护,但后来,《山西晚报》连续五天刊发报道,讨论文物保护,倾向于文物保护还是应该原地保护,修旧如旧的好。后来,我就放弃了,但我当时就说,原地不动的话,不超十年这个戏台肯定就倒了。

    前段时间我听说戏台已经倒了,还没到十年。

    对于文物保护,我们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中国青年报:目前在大同的御东新区,座座建筑设计都是大手笔,美术馆请的是曾设计过香港机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英国人福斯特;大剧院请的是日本设计大师矶崎新;图书馆邀请的是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这样的出手,您不怕别人说大同“折腾”得过头了?

    耿彦波:每个大师都给大同留下一个作品是我的梦想。新区的发展一定要杜绝平庸的千人一面的设计规划,因此,花再多的设计费也无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就是“省”,如果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那才是巨大的浪费。比如,大同某银行的办公楼,抄的是天津一个建筑的图纸,可是把人家图纸的阴阳面颠倒了,这样的建筑在历史上才短命,才是笑话。

    中国青年报:几年前,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您刚来大同时曾提出“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同其他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耿彦波:如果这位法国专家再来大同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同有了崭新的面貌,古城保护带来了旅游产业的美好前景,御东新区的规划开发带动了现代化工业园区的发展。全新面貌的大同,带来的是投资者对大同经济未来良好的预期和美好的愿景。中国建材、中国医药的老总来大同开会之后,就被这个城市所吸引,并决定进行投资建设。目前大同招商引资规模达到2000亿元。如今,大同正在朝着建设一个“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的道路扎实前进。

    中国青年报:今年,“国际雕塑双年展”落户大同是否也是文化立市思路的一种表现?

    耿彦波:对。国际雕塑展都是富有现代气息的作品,而大同所拥有的云冈石窟从北魏至今,又有历史的厚重,大同应该成为中国的雕塑之都。

    一个城市要想有个性必须持续打造文化品牌,品牌比经济更重要。罗马古城是永恒的,罗马的GDP是多少谁知道?但到了那里仿佛看到整个世界,去了不想离开,太有魅力了。文化名城和历史之都是人们的朝圣之地,这种价值是永恒的。我相信,雕塑之都会成为大同最有影响的品牌。 

    中国青年报:作为官员,大刀阔斧搞城市建设,肯定会引来不少争议,甚至听到不少骂声,对此您怎么看?

    耿彦波: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走了以后老百姓会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做官还是做事?如果你干事,就会有各种声音、非议出来,还有可能影响到你做官,比如说句错话都能让人找到你的短板。做官是有限制的,我能做的是把事业的宽度增加,尽可能在岗位上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成就感,没有这种境界,就不能踏踏实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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