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串哥”的生意经

    编者按：目前，“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在全国新闻战线广泛展开，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倾听民声、反映民情，成为2011年一道独特、亮丽的舆论风景。走进基层，方知民间冷暖，走近百姓，体会民生疾苦。从今天起，本版开设系列报道栏目《走基层·百姓生活实录》，以纪实形式记录下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百姓和小人物，支撑着我们这个不断前行的国家和民族。也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所处的改革年代才更加动人和充满希望。

    十几个马扎，四个小桌子，一个环保烤炉，这就是“烤串大哥”王福田的挣钱工具。每天晚上，太阳一落山，他就开工了。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一个小白领微醺着，有一搭无一搭地问老王。

    “今年生意不好做。”老王顿了顿，“我有四个小摊，夏天平均每月两万多块钱吧，冬天生意差一点。”

    “纯收入？”小白领的酒劲消了大半。

    “对！”老王回头看了一眼说，“我挣得不算多。我有个老乡，一个不大的烤串店，一年能挣三四十万呢。”

    小白领瞪着眼，囔了句网络用语，“王哥，你让我瞬间石化了。”

    老王没听懂，也不再搭茬，继续烤他的串。

    老王今年46岁，河北邢台人，2004年来到北京后，在朝阳区十里堡某小区的一家饭馆门口，租用了一个3平方米的小隔间，每月向饭馆交1000元钱的租金，生意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做起来了。

    白天，他住在附近的一个平房里，20平方米，月租500元，一家四口，两个上下铺。老王的床头有个书架，整齐地码着上百本《商界》杂志，他说这是他的精神食粮，从2003年开始，每期必看，“我就是想看看人家的成功经验，给自己鼓鼓劲。”他说。

    说着话的时候，他老婆在旁边插话，“改天全都卖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净耽误做事。”

    老王斜了她一眼，“一年得说好几回。能卖几个钱？知识和废品哪个值钱？”

    老王说，自己过得挺有奔头，再攒点钱，就准备开个饭馆。“姑娘和儿子都在职高学炒菜呢。”说到这里，老王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高档小区，“今年过年，我准备回老家买套房子，养老用。”

    老王说，别看自己在这城市里不起眼，自己的故事可不少，他用手比划，说，“这排平房里，都是做小生意的，人人都有故事。”

    老王1984年高中毕业后，托人进了县里的化肥厂成了合同工，一个月36元钱。后来，县里有朋友去海南倒腾摩托车，他看着心里痒痒，就下了海。那会儿，海南刚成特区，有免税政策，老王和朋友先走轮船再用火车，把摩托车运到河北，再卖掉，慢慢地有了小资本。“其实就是挣个税的差价，”再后来，他开始做各种小生意：倒腾瓜子，买卖五金配件，开门市部，腰包就慢慢鼓起来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有了二十几万元的存款。再后来，他被人忽悠了。有朋友找他合股办一个出租公司，刚开始，一切还挺顺利。

    “我那会神气，给自己弄一专车，还雇了一个司机呢。”说到这里，老王还嘿嘿地笑了起来。

    不到半年，他的一个合伙人从银行贷了款，跑路了，公司被没收，老王说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

    没有了工作和本钱，老王又回到农村种地，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只好四处举债过日子。借了十几万元之后，他感觉自己没脸在家乡混下去。2001年，他带着全家去了一个钢管厂，一个月1200元，老婆在工厂边上开了个小饭馆，日子也过得凑凑活活。

    有一次，一个远房亲戚打来电话，说在北京三里屯卖羊肉串，每月能挣一万多，老王心里一痒，带着全家就来京了。那年，是2004年。

    7年来，他在朝阳区十里铺周围的餐馆门口，从一个摊位租到了四个摊位，还招了三个伙计，收入也多了起来。

    老王说，他赚的都是辛苦钱。白天得买肉、切肉、串串，晚上，老王和三个伙计分别盯一个摊，忙到深夜1点回家，早上7点起床继续干。“人都是连轴转，也挺累的。有一次，老婆切肉时睡着了，菜刀掉在地上，一下子吓醒了。”

    老王算了笔账，四个摊位，夏天挣得最多，冬天最差。最好的年头，一年能挣二十多万元，这两年也有个十七八万元。老家的欠账早就还清，自己慢慢地也有了积蓄。

    “我挣得不算多，做这个买卖，只要位置选对了，挣得更多。我有一个老乡，一年能挣三四十万呢。”老王说，“不过，也不是人人都能挣钱的。我一个亲戚，听说我干得还行，也来北京烤串，不到半年就赔光了，现在回家了。”

    有人向他请教“怎么才能挣钱？”老王说，一个是位置，另一个得勤快。“做小买卖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没什么秘密。只要位置选对了，挣钱就很快。选不对地方，白搭工夫和钱。另一个，得能吃苦，得勤快。我烤串的时候，常听客人聊天，好多人在那里说大生意，一帮人喝大酒、吹大牛。没过几天，他们又来了，说的还是那些话，光说计划，没行动。我觉着吧，不管做啥，得实干，得出力。”

    今年，老王的生意明显不如往年。

    “2008年以前，钱好挣。现在，我得少挣三分之一。这都是金融危机闹的，什么都涨钱，羊肉每斤贵了5元、木炭一袋子贵了40元、租金涨了200元、小工的工资涨了300元，就是客人的工资不涨。晚上出来吃喝的也少了，我的利润越来越少。”老王叹了口气。

    多年看杂志，老王说起国家政策和经济形势也是头头是道。“国家4万亿钱花完了，再怎么拉动？如果各种东西再涨价，工资不涨，好多小买卖就不好做了，最终国家也会受损失，这是个循环。大家不出来吃吃喝喝了，我们怎么挣钱。”

    晚上不忙的时候，老王也会给自己烤上几个串，喝上一瓶。他说，来吃串的都是老街坊，有时候，也送大家点串，“我自己弄的肉串干净，都是老客人，我不能骗他们。”

    有客人在那里探讨经济问题，老王总会想办法插上几句。最近，他喜欢上了郎咸平的节目，有时间就在家上网看。聊天的时候，他的口头禅都改了：郎教授这样说……，郎教授那样说……。

    有客人拿他开玩笑，“你懂得不少啊。”

    老王总会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是做生意的，得懂消费和市场。大家都不消费，我就没市场。”

    生意好的时候，老王会哼唱几句。生意不好的时候，他总要和身边人说说转型的事。

    明年，他的儿子就要职高毕业了，老王开小饭馆的计划也在进行中。“中国人不就喜好吃吗？只要位置选对，餐馆能挣钱，无非就是挣多挣少的事。”老王说。

    有时候，想想过去的这几年，老王也有自己的感慨，“当年在化肥厂的同事，现在也有过得不好的，上班的也就一个月拿一千多，日子紧巴巴的。要这么比，我这还算好的了。”

    他自评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抱怨，“人要是不怕累，都能挣到钱。‘老天爷饿不死个瞎家雀’，这话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