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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两个月的时间，近60家纪录片社会制作机构，围绕着“活力中国”这个大命题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角逐。
“现实”两个字成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首次邀请招标活动的关键词，招标的6个选题全部都是社会现实类，从新职业到美食、从旅游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等等，均指向中国经济社会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以前，我们的纪录片更像是挂在美术馆中的精美油画，大家只能远远地欣赏，缺少了一种互动。”在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看来，让这个频道播出的作品更加承接地气，把当下的热点，中国人的智慧、情绪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都表达出来，已经成了央视纪录频道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此次发动社会力量招贤纳士，正是希望借此寻找一些能够多方位描摹中国，深度关注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品。
历史类记录片制作精良但远离现实
纪录频道开播前，“时代写真”栏目备受纪录片人关注。按照之前设置，纪录频道每天4个小时的首播节目中，半小时的“时代写真”是一个纪实类纪录片的时段。可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个栏目首播的却是讲述招商局历史的《文明的脚步》。
“时代写真”首播的并非人们预想的纪实类纪录片，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分析说，纪实类纪录片这些年的发展的确不容乐观，以至于片源严重缺乏。
通过镜头从一个人人生轨迹的片段中看到一个行业的新生与发展，并折射出现今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爱上新一行》；展现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地域文化的异彩纷呈，通过体验者寻找独特平民美食旅程的《行走的餐桌》；展示将业余爱好玩到极致的普通人的《极致玩家》；聚焦主人公追逐财富梦想过程中心路历程的《淘金梦》……央视纪录频道这次招标主打现实牌，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走在路上的活生生的人，可以说是还原了纪录片最本质的生活质感。
“在频道建立最初，为了保障播出量，采用了大量历史类纪录片，这是因为历史纪录片大多制作精良，而社会现实类纪录片虽然有很多好选题但往往制作粗糙，而且播出都有时效性，所以这类纪录片的数量很少。”刘文说。
从央视纪录频道已经播出的节目内容来看，《美丽中国》、《颐和园》、《玉石传奇》和《帝国兴衰》等都属于历史人文纪录片，而频道正在筹拍、备播的纪录片大多也属于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稍微带点当下时效性的可能只有《南海一号》了。
“我们的纪录频道要表达中国的东方价值文化，或者更多的是一种能激励人的，向上的，励志的，完成梦想的，带着希望的一种东西。”对于央视纪录频道的定位，刘文和他的团队总结为16个字：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国际表达、本土价值。
事实上，带有强烈“中国风”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在国际上一直口碑不错，也是让中国纪录片人挺直腰板的骄傲，而长期和国际同行们合作的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却有自己的看法。以他的经验看，如今的外国观众不但喜欢《故宫》、《颐和园》，也对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感到陌生和好奇，海外市场的关注已经从“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偏移。
纪录片更需要关注“人的存在”
深获各方好评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及《公司的力量》几部“大片”的执行总编导、总撰稿周艳，是央视纪录频道的副总监。对于题材和表现方法，她认为应有国际视野，共同的情怀。她举例说，国外的纪录片视野非常广，从阿富汗的女司机，到印度村子的女性，但始终“关注人的生活和价值”。
而在观众看来，如今荧屏上播出的很多纪录片却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从题材到内容离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小的距离：不是历史建筑，就是考古发掘，不是珍奇古玩，就是山水风光、野生动植物，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不“接地气”，缺乏对现实和当下的观照，缺乏对人的心灵和生存境遇的关注。
有业内专家对此直言不讳：关注个体生命与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宏大叙事、重构历史的作品，从以往以人为本、人性关怀的纪录，变成了奇观化、猎奇化、技术至上的影像。
更发人深思的是，这不只是个别片子的问题，而是纪录片行业的普遍现象。
1991年11月，央视播出的《望长城》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浓郁的纪实主义个性。与之前的纪录片相比，《望长城》尽量不带主观预见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进展，被认为第一次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纪录片纪实主义的个性，创下了纪录片收视率的最高纪录。
两年后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新诞生的《东方时空》设定了固定的纪录片时段“生活空间”，把镜头对准大时代中的普通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已故央视知名纪录片导演陈虻曾说：“纪录片的最终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实的土地上来，关注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自此，各地方台纷纷效仿，形成了专门的纪录片栏目，也形成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的纪实传统。
进入21世纪，收视率成了电视台的硬道理，纪录片被迫和娱乐节目、法治节目、电视剧一起，接受收视率的检阅和广告商的挑选。电视台没时段，创作者“转行”，投入资金少，纪录片也陷入到低成本、低价位、低销售的恶性循环中。
2005年10月，耗资1000多万元、耗时3年打造的纪录片《故宫》在央视一套亮出了国内纪录片的大手笔，剧组用的高画质摄像机很多央视资深老摄像见都没见过。让总导演周兵欣喜的是，《故宫》的收视率居然和当年电视剧收视冠军《京华烟云》有一拼，甚至还享受了和大片一样被盗版的“待遇”。紧接着，次年《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大国崛起》陆续热播，并引发了社会的话题讨论，这些央视投入巨资拍摄的纪录片也很快收回了成本。中国纪录片人争相坦然走上了大片之路，计较纪录片是不是更需要关注“人的存在”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闻到“纪录片春天的气息”
我国是一个纪录片题材大国，但却是纪录片生产小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每年我国各级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来自境外的纪录片总长达到了1.5万~2万小时，而国产纪录片总量只有区区1000小时。
基于境外纪录片的巨大引进量和不断重播已经严重压抑了国产纪录片的生存空间，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引进境外纪录片实行“总量控制”，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各级电视播出机构每天播出国产纪录片与引进纪录片比例不得低于7∶3”。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吕新雨认为，中国纪录片的传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贯是关注社会、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但从历史和人文传承角度来看，纪录片更多的功能是对内而非对外。如果只关注国家形象建构本身，只拍歌舞升平，对当代中国社会关注不够，削弱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那纪录片最重要的社会批判功能就不能发挥，所起的社会作用就十分有限，对国内纪录片生态的发展也难以起到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