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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等学者和60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人民网9月14日）
聂树斌案估计在不少人印象中已淡化了。1994年，聂树斌因被怀疑奸杀女工康某被抓，不久后被判处并执行死刑。2005年，逃犯王书金被抓获，王书金承认自己是奸杀康某的凶手。“一案两凶”让聂树斌冤杀案浮出水面。然而，多年过去，其间聂树斌的家人不断申诉，要求给一个交待，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答复聂树斌亲属的申诉请求，称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但直至今日，案件仍没有定论。
聂树斌不在人世很多年了，有没有杀人，如今已有定论。如果背负巨大的冤屈而死去，他的灵魂至今也得不到安息。而聂树斌留给亲人的，是长久的折磨。失去亲人，即便是聂树斌当时被戴上“杀人犯”的帽子，对于亲人来说，都是难以弥合的痛。杀人者另有其人，聂树斌被冤杀而带来的委屈打击，对亲人更是不能承受之重。无论对于聂树斌，还是对其亲人，案件久拖不决，都是天大的不公平。
而“一案两凶”的奇案，如果没有一个结论，恐怕是一个大笑话。这个笑话长期存在，让司法机关蒙羞，让法律蒙羞。背负这么大的羞辱，喊“依法治国”何来自信，称“司法为民”何来底气？然而，有关方面就这么赖着不动。案件为什么没有结果，官方没有答案，民众只能推理——如果聂树斌案的判决得到正式更正，很多人就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错案成立，法律将依程度不同，处理相关责任人，或责令作出检查，或通报批评，或给予纪律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不难理解，聂树斌母亲的多次再审之请，都遭刁难。从2005年3月起，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度拒绝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这个理由十分荒唐：聂树斌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当然找不出判决书。而聂树斌的代理律师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出“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很长时间里得到的答案也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只要聂树斌案一天没有结果，追责也就提不上日程。而拖延再审，无疑会淡化案件影响。随着时间的远去，随着新的法律热点不断出现，聂树斌案渐渐会让人不再关注。当社会已遗忘这件事，只剩下聂树斌的家人孤独战斗时，不了了之的处理结果也就有了可能。
事实上，确有很多人对聂树斌案的记忆已不再清晰。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对这种严重伤害法治、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事件，不会放弃追究。他们可能一直在关注和推动事件的进展，众多学者和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并联名呼吁，就是证明。
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对法治的强烈热情和执著追求。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私事而奔走呼吁，他们是在与破坏法律秩序和阻碍法治进程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为提高中国法治水平的公共目标而行动。这种热情和执著，无疑是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动力，对于法治水平亟待提高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力量的存在，让人看到中国法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