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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从山上往危地马拉的阿蒂特兰湖边开的时候，让我想起第一次到大理的情景：车刚刚进站，抬头一看，苍山上的白云正像瀑布一样向洱海倾泻。都是山水相连、景色超凡的地方。不过显然阿蒂特兰要广大一些，人烟也相对稀少。它没有大理城那样喧闹的中心城市，人口都分散在湖边、火山脚下的各个村镇上。
火山下的小镇
圣佩德罗镇好像是当地游客热衷的地方。我住的旅馆就在湖边，挺大的房间，带卫生间，有热水淋浴，还像大城市的旅馆一样提供毛巾、卫生纸，合人民币50元一天。不用登记，不看护照，没有收据。钱直接付给收拾房间的玛雅妇女，她收了钱，多余的话一句没有，笑一笑走了。她穿着大多数玛雅妇女都穿的带刺绣花朵图案的传统式样衫裙，我吃不准她是什么人。勤杂工？前台？老板娘？都有点像。
这是个不小的镇子，有上千户人家，邮局、银行一应俱全，有座不小的天主教教堂，镇政府外还有一个水泥篮球场。居民的房子从湖边一直往山坡上盖，盖出去一里地远，再往上，就是火山锥了。这里到处都是咖啡树，树上的咖啡豆已经成熟，红艳艳的。有好几家咖啡豆的初级加工厂，到处弥漫着咖啡豆散发出来的酸涩气味。
商店、饭馆等设施主要集中在湖边。那些铺子一看就知道是为背包客预备的，简洁、舒适，有的还可以无线上网。路过“商业区”一家居民门前，一个样子可爱、大约四五岁的玛雅小姑娘坐在小凳上卖香蕉。问她怎么卖，她说一根一块钱。我没买，走出去几步，小姑娘在背后大喊：“五毛！”我想起路上碰到的一个驴友对危地马拉人的评价：每个人都很友善，每个人都撒谎。
第二天，匆匆爬了镇子后面那个看似不高的火山，累得半死。回到旅馆一查书，原来海拔3000多米。难怪山顶的风那么凉！累是累，但是值得。山顶风光很是不俗：深蓝的湖面，波澜不兴，日射之下宝石一般晶莹剔透。错落有致、争高直指的七座火山，尽收眼底。
玉米地里的西班牙语学校
碰到当地人和别的国家的背包客，聊几句话就问我：是来学西班牙语的吧？圣佩德罗湖边的树林里，有好几个西班牙语学校，那是我在这里最感兴趣的所在。说是学校，其实和我去过的任何学校都很不同，没有围墙，没有大群喧闹的学生，没有呆板的规划，没有永久性的建筑。仅有的教室是一个个小巧的茅草棚：里面通常有一张简陋的小木桌和两把椅子或凳子。也许有一面竹板编的可以称之为墙的东西用来挂白板。唯一让我联想起现代文明的东西就是一盏电灯。
教室边上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芭蕉树、竹林或灌木林，有一种像杜鹃花的花，冲破重重绿色的封锁，开得如火如荼。各间教室与草地上弯弯曲曲的小径相连，路边某处两棵树之间也许还挂着个吊床。
中美洲国家的西班牙语教学是很赚钱的，他们的强项是一对一教学，安排学生在当地居民家中食宿，收费公道。我问了一间学校的办事人员，连教学带食宿，一个星期只收一二百美元。可惜我赶时间，要不真想体验一下这种优美、散淡的学习生活。这里让我想起《庄子·渔父》里描写孔夫子携弟子优游的情景：“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当年的杏坛，环境再美，也不过如此吧。
目光清澈的孩子
很喜欢圣佩德罗的孩子，每天傍晚都到镇政府外面的球场看小学生赛篮球。球员们表现出的纯粹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猛冲猛打，高度专注，除了篮筐，目中无人。裁判尺度也相当宽，除非有人被撞翻，或者球出界，哨子几乎从来不响。几个看球的小观众用英语跟我攀谈。因为球场空旷，太阳下山时从那里看得到尖顶隐入彤云的火山。
有一天逛出了镇子，逛到公共墓地，正看得带劲呢，忽然听到头顶有孩子跟我打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站在一处墓庐顶上摘咖啡豆的两个孩子。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在我的示意下趴下身子，把手伸出来让我看捧在手里的咖啡豆。看他们那么可爱，我也爬了上去，才发现和孩子一起摘咖啡豆的还有他们的父亲。爸爸问了我姓名，又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以后，他说了一声“你好”，竟然是广东话！也许他认识当年到巴拿马修运河的华工后裔？父亲打完招呼就继续干活去了，两个孩子陪我聊了一会儿。大孩子叫尤里安，小的叫赫雷，他们都长得很漂亮。尤里安问我：中国怎么样？我的西班牙语只够说：很大，很远，坐飞机15个小时。
两个孩子目光清纯、自然，态度温存、友善。我要照相，他们就认真地摆姿势，我拍完他们还说谢谢。他们都穿着很破的鞋，尤里安的一只鞋前面口子开得像鲇鱼嘴，赫雷的鞋底儿破了一个大洞。
他们身上，有一种大城市里那些什么都有的孩子所没有的东西，让我心动不已。看到他们，我想起有些旅游者在偏远的地方的行为，他们从车上扔些糖果下去，给当地的孩子，虽然有的是为了拍几张照片，但有的的确是为了表达好意，虽然方式粗鲁、愚蠢。此刻我的心情就是如此，我真希望不光是嘴上说喜欢他们，而是能送他们一人一双鞋。可惜我什么都没带。
第二天我找出点小礼物回原地找他们的时候，那片咖啡树林里空无一人。
柳杰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