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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说选刊》“说话”栏目刊出读者胡大平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小说选刊》每期封面刊登的‘生存状态系列’，从煤矿工人的新娘，到温总理与灾区孩子握手，从民工张大嘴巴啃冷硬馒头，到五环雕塑下大学生展颜一笑……可以直观看出《小说选刊》‘贴着地面行走’、‘关注社会民生’的草根情结。”
“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关注民生，引领底层写作潮流”确实是《小说选刊》自2006年改版以来的主旨。《小说选刊》创刊于1980年，文学巨匠茅盾为其题写刊名，自创刊以来，选载了大量小说佳作，素有“文学风向标”和“文学浓缩本”之称，被视为国内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文学选刊。5年前，主编杜卫东结合现实，在刊物改版时提出“现实关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的办刊宗旨。这也为刊物赢得多方好评和强烈而持久的关注。去年，由凤凰网主办的网络评选中，《小说选刊》进入文学刊物十强，在主流文学刊物中排名第一。同时所选作品中，很多被国内影视公司和导演选中并购买版权，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不仅如此，实际发行量也成功翻倍，如今一举超越10万册大关。
贴着地面走“底层路线”
许多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提及，《小说选刊》在改版第一期刊发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在自己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我们的路》关注农民工等底层小人物的命运际遇——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宝身处在社会最底层，天天想家但偏偏春节时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工友的惨死、姊妹的被骗、工钱被恶意扣押、在老板叫骂声中的下跪……他只能像百万农民工一样，既要摆脱贫穷又要为自己保留一点尊严，但是面对现实，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力感。
杜卫东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眼前一亮，认为它现实感强，直接关注底层生活状态，且细节生动鲜活，叙述内敛而富有张力。于是，这篇小说被刊于改版第一期篇首。当月收回的2000多份读者调查表中，读者对《我们的路》满意率达到99%。
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小说选刊》在倡导“底层文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选发了大量“底层文学”作品，而且拿出相当的版面发表评论文章，引导“底层文学”发展。
据了解，最近几年，《小说选刊》每期刊发的“底层文学”作品占到40%～50%。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文学应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底层。《小说选刊》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眼里，近年来，中国文坛的“底层文学”具有强大阵容——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神木》、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葛水平的《地气》、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等，都是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都被《小说选刊》选用。
事实上，由《小说选刊》倡导的“底层写作”也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现的“草根学派”——以“草根视角”观察社会历史——在文学领域的最先反映。这几年，在文学领域，“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相继出现；在电影领域，伴随着“新纪录运动”的展开，第六代导演拍摄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铁西区》、杜海滨的《铁路沿线》，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李杨的《盲井》等；在电视剧创作中，《民工》热播，《星火》创造了中央电视台较高的收视率。
道德大于技巧
刊物这种强调“草根情怀”、“底层写作”的基本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杜卫东的主张。他本身即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主张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着作品的美学层次。
他给记者讲了这样的故事——俄罗斯作家普遍富于宗教情感、忏悔意识和反思精神。托尔斯泰即是一座文学高峰，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他晚年时只身出走，因肺病去世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来的小火车站的长椅上。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世界上比我更困难的人多的是，去照顾他们吧！”杜卫东说：“很难设想，一个内心龌龊、自私狭隘、高高在上的人，会以小说叙事成为人类的道德良心。”
这位主编认为，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利益重新得到组合分配——这本来是一个应该产生大作家的时代，但是目前，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彪炳史册的大作家和大作品为数并不多。在他看来，这是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出了问题。因为不少作家在未成名时，写作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而成为生活中的贵族，一旦成名之后就习惯于被人前呼后拥，被媒体追踪包围，不再深入生活的底层，作品肯定就会缺乏一种大气，写作肯定就会缺少一个基本属性：民间性。
他尖锐地指出：“只强调叙事技巧而忽略小说伦理，成为当下一些小说家的通病！”
鲁迅文学奖的摇篮
在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看来，《小说月刊》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关注人的精神迷茫和道德困境，选用的不少作品“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社会良知的诗意人生”，这也让这本刊物成为鲁迅文学奖等一些重要奖项的摇篮。
记者了解到，在历届全国小说奖获作品中，包括备受社会关注的鲁迅文学奖等获奖小说作品，大多在获奖前曾被刊于《小说选刊》。更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因作品入选《小说月刊》而步入文坛，进而闻名。如最近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吴克敬的《手铐上的蓝花花》、李骏虎的《前面就是麦季》、方方的《琴断口》、陆颖墨的《海军往事》等都曾被《小说月刊》选载。
这一定程度上得归功于这本刊物遴选作品的准则。杜卫东介绍，创办30余年来，他们一直秉承着创刊时茅盾的题词精神：“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金榜题名，尽是后起之秀。”
“第一，注重文学作品的可读性，更关注它体现出的价值判断、道德倾向和艺术品质。第二，新人与名家的作品，若水平在伯仲之间，我们一定会推举新人。第三，在关注文学大刊和名刊的同时，也要求每一位编辑不漏读其他刊物，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文学刊物上所发表的任何一篇作品。”杜卫东说。他认为，这样的选稿要求，保证了《小说选刊》的质量，也保证了好作品的输出渠道。
而在获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鲁敏看来，“《小说选刊》中的作品能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也因它30多年来所坚持的文学的标准——小说的价值，这才是这变幻莫测的文坛中最恒定的准则。”孟繁华说：“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从发生开始就和国家命运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已经开始负载到国家、民族命运，今天这个传统仍然存在。在这点上，《小说选刊》所选作品多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这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其发行量高则是被广大读者所承认。它在两个方面获得了成功。”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