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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听到自己的乡音。然而，在不同群体、不同情境中，方言却带给人们迥然不同的感受。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似乎和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方言常常让人感到“没文化”。当你漫步在不同的城市中，你会听到各种不同版本的普通话，这些夹杂着方音和地方语言习惯的普通话，被人们戏称为“川普（四川普通话）”、“兰普（兰州普通话）”等。作为受教育的标志，普通话正在挤压着方言的生存空间，在故土如此，离别家乡更是如此。
我喜欢模仿各地方言，每每遇到外地朋友，都希望学习一点。有人对我很热情，侃侃而谈乡音乡情；也有人扭捏推辞，声称自己从不会说家乡话。对于后者，我常常怀疑，一个在家乡生长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人，怎能不会讲家乡话呢？
这种现象常发生在那些家乡地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人身上，显然，这种推辞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文化上的自卑。相反，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对方言则持有另一种态度。例如上海，本地人之间的交谈很少使用普通话，外地迁入的移民也以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为荣。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内地主持人操着一口浓重的港台版普通话，与其说他们在讲普通话，不如说他们更希望泄露出港台腔。假如“外语”也被视为一种方言，我们偶尔可以看到一个语言中不断掺杂着英语的人，常常会说：“这个意思我不知道用汉语该如何表达。”
所以说，有人通过摆脱乡音来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内涵，也有人希望通过拥有方言来占有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方言的使用除了文化因素外，更凸显着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建立依据。当一个人的价值体验更多建立在自己内部时，他们往往较少诉求于外部条件，相反，当人们难以从内部获得足够的价值支持时，对外部元素的追求则变得迫切，这些外部元素如：方言所代表的文化，家族所代表的身世，和豪宅所代表的财富等。
“乡音未改鬓毛衰”不仅蕴含着对原生文化的眷恋，也体现着某种个性化的坚定，这种坚定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人的成熟程度。在方言现象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变化，一个从偏远地区到北京或上海的年轻人，热衷于融入这个比家乡发达富裕的文化中。他们很快学会了和当地人一样流利的口音和生活方式，但是，伴随成长，人到中年，乡音乡情似乎逐渐复活。这种复活并非返租式的老化，而是内部价值确立的一种表现，它反映着个体自信的提升和对外部元素的摆脱，这些重操乡音的人散发出一种全新的从容和亲切。入乡随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尊重，看到老外讲着流利的汉语，我们感到开心和被尊重，外乡人来到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被所处的群体接纳和认可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我们需要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群体中，它能使人感到安全和有支持。然而，更大的安全和支持来自人的内心深处，来自他对自己的欣赏和肯定，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方言、乡音还是普通话，都不过是“浮云”而已。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中心心理医生 姬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