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教科书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石鸥介绍，民国初始，蔡元培执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一切教科书。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随即在官方和民间进行。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面对如潮的翻印热，张立宪并不打算去解读其中的意义。“我们只是呈现一个多元的视角。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课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