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幸福指数”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
CFP供图
人物档案
泰勒·本-沙哈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拥有心理学、哲学双学士，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是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幸福的方法》的作者。他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人生导师”，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每学期选课人数最多的教授。他的课程被企业家和高管们誉为“摸得着幸福”的心理课程。
对话背景
国民幸福指数是近年来我国的热门词语。据报道，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将推出一个“幸福指数”的综合考量标准，根据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进行统计调查，通过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那么，中国人的幸福感该怎样衡量？人们当下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举行的“幸福企业”工作坊中对泰勒·本-沙哈尔进行了专访。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国民幸福指数在中国成为一个热门词语，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它作为评价地方政绩的重要考核目标，您怎么看？
泰勒·本-沙哈尔：在幸福面前，我并不是很关注人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做这件事情，只要能够关注到幸福，就是一件好事。关键的问题在于，用幸福指数来考量自己的地方政府是否做了与幸福相关的行动，以及其为百姓所做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和影响，对于城市有了怎样的改变。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幸福感是个人体验还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可以用公式计算它吗？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确实是一种主观体验，但也是可以度量的。最简单的是通过两个层面来度量：第一是意义感，第二是快乐感。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既能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又能够在每天的工作中享受到快乐，那就是幸福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觉得和对方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相处得还不错，那么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有幸福可言。
中国青年报：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感觉，在过去，虽然我们很穷，可是我们很快乐，我们感到很幸福，然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反而没有这种体会，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泰勒·本-沙哈尔：我不能确定今天的人是否会比昨天的人不幸福，这很难测量，因为没有一些历史数据去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一些因素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指数。比如说现代人总在打电话，总在和远距离的人联络，但是我们和最亲近的人却缺乏联系，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联系，这在美国和中国都是一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一个人的幸福感与所生活的城市的环境关系大吗？
泰勒·本-沙哈尔：最近即将出炉的一个研究表明，在大自然中漫步，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然而在城市中，这通常是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为何许多国家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幸福”给予特别的关注？
泰勒·本-沙哈尔：我了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儿童和成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一直在上升。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20世纪60年代高出了10倍，而抑郁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也从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在当今社会中，对积极心理学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
越来越多的人想解决一个悖论，即财富带给我们的好像并不是幸福，人们开始在积极心理学中寻找答案。对积极心理学的热切需求，是因为人们想变得更快乐、更幸福，想更多了解自己，更多了解别人，改善我们的生活。
中国青年报：2009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公布了《幸福星球报告》，排在第1名的是哥斯达黎加，中国内地是第20名，美国排在第114名。您在美国生活，您怎样看待这个结果？
泰勒·本-沙哈尔：我认为在一个讲究平衡的国家国民的幸福感最强。这种平衡包括个人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平衡，也包括现在和未来的平衡。有人是主张活在当下的，但是我们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未来。现在，我们特别注重看待未来，以至于可能忘记了一些东西，比如对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忽略。
中国青年报：您的幸福理论在一个国家中应该如何去应用？
泰勒·本-沙哈尔：有关幸福理论的心理课程首先应该在学校推行。选择学校的原因在于，学校开设这样的心理课程会直接干预老师，老师会干预学生，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把家长也卷进来，这样就会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干预。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在人生遇到挫折时，我们怎样做才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保持自己的幸福感？
泰勒·本-沙哈尔：在遇到任何问题时，我们首先都应该分清责任。什么是要负责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对所有事情都负责，我们做不到，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那么我们要学会区分，对于那些可以被控制和改变的，用我们的行动去改变它。在生活中，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环境造就的话，那我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你总认为问题的制造者是别人，所以就没有任何主动性去改变它。
中国青年报：您的幸福感来自何处，有生活中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吗？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有很多来源，对于我来说，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在假期我们一定会在一起。我有很多热情好客的朋友，和朋友在一起，我也很快乐。家庭和好朋友是我快乐的源泉。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要有时间在一起。现代社会，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我还有一个幸福的来源是，我经常会做一些对我个人而言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讲课、写书以及给大家演讲的时候，当我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贡献，我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有意义。当然，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的小女儿临睡前为她读故事书对于我来说也很幸福。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李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