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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看到学校的‘生死’。”说这话的时候，燕兆时百般纠结。
他的情绪时好时坏。
有时候，他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观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他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蹲在地上，痛哭一场。
有时候，还会有一个乐观的场景：孩子们上学有了着落，他笑着挥手告别。
这一喜一悲，都与告别有关。
燕兆时，今年42岁。一年前，他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师，现在，他是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负责人”，学校里有两百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燕兆时为人低调，言辞不多，递过来的名片上都没印“校长”的头衔。
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六里屯村北，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穿过弯弯的好几条巷子，一个小门上贴着“齐抓共管，教育成才”，这就是学校的大门。再往里走，一个大仓库被隔成八个房间，这是教室。仓库外，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小厨房，这就是学校的全貌。
干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赔了15万元，头发也白了一半。他说：“我快赔不动了，如果真的垮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他接手这所学校，实属偶然。
燕兆时毕业于北航自控系，曾在航天部下属的科研部门工作，2002年，他离职去了一家公司，收入不错，日子过得也舒舒服服。因为身边总有朋友请他为孩子补补数学，慢慢地他有了支教的想法。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唐家岭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他带去了一份考卷，只有一道题：“请写出几位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做的事。”校长领来了全校最好的30名学生，试卷发下去，孩子们大眼瞪小眼，干坐了十几分钟，最后收上来的全是白卷。
燕兆时吓了一大跳。
上数学课，他问：“孩子们，你们哪里不会？”
“都不会。”台下齐刷刷地回答。
燕兆时又吓了一跳。“可怕的不是不会，而是孩子们不愿意去思考。”燕兆时说，从那时起，他决定只要有时间，就来教这帮孩子，先从主动思考开始。几个月下来，效果很明显。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打工子弟的孩子不乏好苗子。这里就缺好老师。”
去年暑假前的一天，老校长心神不定地在教室外边溜达边叹气，一问才知，学校马上要拆除。由于附近租金太贵，他租不到合适的地方。学校要散伙了。
燕兆时也没当回事，他当时想：老校长干了16年的打工子弟学校，不可能说走就走。
临开学的时候，燕兆时到学校去看，教室外停着一个搬家公司的车，老校长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回河南老家。
学校真的要散伙了。
两百多个孩子，面临着没人管的困境。燕兆时着急了，他召集了一帮朋友出主意，大家一致认为：办打工子弟学校根本就没有盈利模式，还是别管了。
他又找另一个热心支教的老师商量，两人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到好办法。最终，燕兆时说：“反正早晚要关门，我出钱，能让学校多活一天算一天。坚持不下去，再关门也不迟。”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他，为什么接手这个事？
燕兆时就一句话：为了这两百多个孩子。
也有志愿者“冒失”地问燕兆时：“这些孩子怎么不去公立学校？”
燕兆时通常会摇摇头，不作回答。
就这样，去年8月，燕兆时辞职，接手了学校，最后找到这个大仓库，一年房租8万元。燕兆时自掏腰包，装修、打隔断，粉刷教室。8月25日，孩子准时报到，一天没耽误。
燕兆时给教师涨了工资，以前老师的平均收入是950元，现在是2000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好教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公立学校的老师工资越高，家长越放心。这里教的也是孩子，只有多花钱才能请到好老师，我要尽力给他们好一些的教育。”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他还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把贫困孩子的学费很体面地“还”给他们。
燕兆时说，他不忍心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我们做的事，也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希望我们做的事。”
他的良苦用心，有的孩子很难体会。
有一天，一个孩子问他，“你为什么总让我写作文？我以后卖菜、卖啤酒用得着这个吗？”
自卑和缺乏梦想是很多孩子的“通病”，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
三年级的魏星宇，画了一幅画贴在墙上，被学绘画的志愿者发现其构图极有天赋，就拿给一些画家欣赏，大家一致称赞。但后来，小星宇还是因为贫困退学了，燕老师着急上火，多次给家长打电话，让星宇复学，人家根本不搭理。有一天早上6点多，燕老师把他的父亲堵在家里，苦苦劝说。最后，星宇的爸爸坐在床边对燕兆时说，“你这么认真地劝我，说明我的孩子还真有天赋。那就再上学吧。”
对孩子们的自卑有了深深的同情，燕兆时把学校的名字命名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故事，也蕴含了他的办学理念。
“如果把一个天鹅放在鸭子群里，它自己就认为自己是鸭子了，但是如果把鸭子放在天鹅群里，它就是小天鹅。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小鸭子，他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出息。”燕兆时说。
燕兆时发现，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很便宜。他算过一笔账，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每人只需要120元。如果把教师工资从两千元提高到三千元，将聘请到更好的老师，这将改变很多学生的命运。
社会上很多人捐资助学，喜欢送书本、铅笔盒、书包，燕兆时觉得这种方式使不上劲，“孩子没有书包，拿个塑料袋也能上学。他们需要的是好老师，需要的是别失学。”
谁都知道，想让这样的学校不散伙，最重要的是有人捐钱。
这一年，也有人看不下去，往他手里塞钱，燕兆时不愿意伸手去接。直到今天，他只接收过某基金会两笔共两千元的捐款。他说：“零散的捐款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一种可以复制的助学模式。”
他的想法是，找一家基金会成立打工子弟学校专项基金，再找一个第三方的财务公司管理钱，所有的账目全部公开，学校就能长远地保留下来，“学校的支出很简单，房租水电和教师工资。如果这种模式能被认可，就有大批的学生受益。”
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能找到愿意接手的基金会。
燕兆时说，自己已经快“山穷水尽”了，学校的生死考验随时存在。
常有人问他，“您这么做，图什么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做不下去了，又该怎么办？”
燕兆时会把名片翻过来，上面印着八个大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本报记者 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