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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馆的“十重门”洞开，将公立博物馆的封闭行政体制暴露在了聚光灯下。当“欠开放”、“不透明”、“少监督”成了公立博物馆的标签之后，“沾染暮气的公立博物馆该何去何从”发酵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在民间，一套借鉴国外经验而来的博物馆理事会制度，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途径。
“以前，政府更多地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博物馆管理。现在通过理事会，可以吸收一些社会组织或个人来参加博物馆的管理，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理事会发表看法、建议，起一种监督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物馆学家宋向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目前，理事会制度已经在一些私立博物馆、美术馆中实行，而根据国家文物局“推行博物馆的法人化治理”思路，未来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公立博物馆推广的可能。
公立博物馆若“试水”理事会制度，能因此重获生机吗？
理事会或将“进军”公立博物馆
根据下面的文件，你身边的公立博物馆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听从由赞助人、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甚至普通人组成的理事会的“指令”。
在国家文物局今年3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博物馆理事会组织规则”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物博发〔2010〕8号，以下简称《意见》）里明确要求：“公共博物馆纪念馆要逐步实行理事会决策、馆长负责的管理运行机制。”
什么是博物馆里的理事会制度？
“作为一个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永久机构，博物馆在其内部实行理事会制度，是国际博物馆界的通行做法。”担任这一研究课题组长的宋向光教授告诉记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博物馆，普遍以理事会作为博物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我国，建立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已成为博物馆治理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宋向光教授看来，引入理事会的最大优点是让博物馆能够自治、自律。“理事会负责决策，馆长负责具体的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要由研究人员决定，国家通过税收、审计、舆论监督等手段对博物馆进行调控和监管。”他说，“这可以让外部因素整合进内部因素，将与博物馆发展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吸纳进博物馆管理机构里，为博物馆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但据宋向光教授介绍，目前，理事会制度主要还是在我国私立博物馆里推行。“比如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北京今日美术馆等。”他表示，“其实，理事会性质上类似于公司里的董事会，之所以换了个称呼，是为了突出博物馆的非营利性。”
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今日美术馆，是国内多家实行理事会制度的私立博物馆之一。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今日美术馆实行的正是“理事会体制下的馆长责任制”。
“我们的理事会是今日美术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它决定聘任馆长，并请监事会监督美术馆的财务、风险及战略。”张子康告诉记者，“此外，我们还有学者、评论家、策展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定期讨论美术馆在学术、教育、收藏三个环节的方向。”在张子康看来，这种做法既可以确保美术馆各个活动的学术定位与品质，又能保证财务透明与现金流畅，以及重大资金支出的安全。
“在私立博物馆比较普遍的美国，理事会制度保证了博物馆作为‘公共财产’的独立性。”张子康馆长表示。
公立博物馆该不该设理事会
尽管宋向光教授在受访时强调，“理事会的体制，是一种想法，目前公立博物馆还没有先例”，但它在私立博物馆里不错的实践，难免令公众联想：“像省市级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甚至故宫博物馆这样的公立博物馆里，该不该也有个理事会？”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多家公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后了解到，他们对“移植”理事会制度的效果，并不乐观。
在陕西省咸阳博物馆，一名文物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如果公立博物馆全都采用理事会制，虽然服务水平、透明度可能会提高，但弊端也不可忽视：“对完全转轨成投资经营、自负盈亏的博物馆来说，没了国家财政的支持，免费开放、文物修复等不少‘不计回报’的公益性功能，其实很难开展；即使一些博物馆保留了部分的国家财政拨款，但由理事会的几个人来决策怎么花这笔钱、怎么运行博物馆，就一定是最公平的吗？会不会滋生新的腐败？”
这名文物研究人员表示，博物馆的日常功能应该是传播文化，让普通老百姓受益。“以前进咸阳博物馆一次要收20块钱的门票，老百姓即使住在旁边都不来。现在国家和省里有了政策，财政上补贴我们，对老百姓就能凭有效证件免费开放了。周围的老百姓都来了，纷纷说‘以前都不知道老祖宗有那么多好东西’。”在他看来，这是公立博物馆现有体制的好处之一，“如果都转成了理事会制度，收不收门票、收多少，理事会说了算；服务质量、透明度可能高了，但是对20块钱就能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个是第一位的？”
“完善博物馆管理，不是建一个理事会那么简单”
设个理事会，就能“唤醒”公立博物馆吗？
“完善博物馆管理，不是建一个理事会那么简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杨志刚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理事会不过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它要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些原则，“不是为了建理事会而建理事会”。
“比如，博物馆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理事会要满足公益事业的理念，也要满足博物馆在收藏、展出、教育方面的功能。邀请的理事会成员，应能和这些基本的功能对应起来，切实保障博物馆履行这些功能。”
宋向光教授也向记者表示，要在公立博物馆里设立理事会，仍有一些待解的难题。
“我国的公立博物馆长期实行的都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指令性的管理，经费、人事等都要受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制约。”他透露，如果要借鉴理事会制度，还有很多条件要营造，“比如要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还要让公众和社会组织了解这个新制度，监督起来，才能让理事会发挥作用。”。
“此外，在公立博物馆里建理事会，不仅是成立个班子，还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来保障。目前，我们还在向民办博物馆了解这方面的经验、问题，与现行制度之间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在改制，国外很多大博物馆的管理模式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宋向光教授进一步表示，“实际上，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目前面临的难题，一个是如何清晰地划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让它们都能发挥作用；另一个是博物馆公共财产的产权问题，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解决。”
“中国公立博物馆现在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在文物局、文化局下面。这种管理体制其实是不需要理事会的，纯粹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杨志刚教授建议，即使不引入理事会制度，公立博物馆现在的领导班子也要优化。“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准和管理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挑选有事业心的人到主要的领导岗位上去，让他们促使博物馆为我们的公众、公共文化、公益事业去奉献、去投入。”
实习生 梅轶竹 刘智宇 本报记者 王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