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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中涌现出不少“粉丝电影”。这类主要为迎合某偶像粉丝而拍摄的影片，虽然制作成本低且不被业内人士看好，但结果大受追捧，票房全线飘红。
据报道，投资成本仅400万元的国产片《孤岛惊魂》在首映当日，其预售票就在一小时内售罄，上映一周多收获5000万元票房。其中，主演的粉丝功不可没。另一部国产片《大武生》在首映当天，其主演的粉丝团更是聚集在微博上疯狂刷屏，仅1个小时，就将影片送入微博“1小时话题榜”，甚至有粉丝有组织地包场看片，并以“群众监票员”的身份自发监督“偷票房”现象。
“‘粉丝电影’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把明星的号召力作为影片的唯一支点。”著名电影理论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众多电影人缺乏自信，不接地气，致使他们无法有效营造电影卖点，只能将明星作为唯一筹码。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粉丝电影”？
戴锦华：利用特定演员的感召力为特定人群拍片，对于商业电影来说再平常不过了。明星、粉丝和电影公司是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系统和文化工业的基本要素。一年有一两部甚至十部这样的电影不足为奇，它们对电影工业系统和文化格局没太大影响。
中国青年报：但拿明星作为唯一噱头吸引粉丝而忽略电影的其他元素，这还叫电影吗？
戴锦华：问题就在这里。“粉丝电影”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把明星的号召力作为影片的唯一支点。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这类电影粗糙化和泛滥化。
如今某些“粉丝电影”确实粗制滥造，没有可称道之处。这就是“一锤子买卖”，最终可能造成对演员商业潜能的过度消耗。面对粗制滥造的“粉丝电影”， 铁杆粉丝也许不会感到失望，但不太铁杆的粉丝及其他人肯定会对演员的银幕表现或形象感到不满，从而令演员失去既有的及潜在的观众群。
另外，“粉丝电影”不可能、也不应在中国电影中占据太大份额。如果真这样发展下去，你很快会发现没那么多偶像可资利用，也没那么多粉丝来消费这类电影。要是大家认定某种单一方式，如“粉丝效应”，就是小成本电影的必由之路、唯一出路，那就很可怕了。
中国电影正在呼唤本土观众，养育、形成自己稳定的中国电影文化，如果“粉丝电影”一窝蜂地上，或多数作品只瞩目单一商业元素，无疑会固化“国片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看点”的定见。
其实，如果搁置对“粉丝电影”粗制滥造或泛滥成灾的担心，几部“粉丝电影”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中国电影业现在的大问题之一是追逐票房，但其商业考量相当单调且极不成熟。就这点而言，“粉丝电影”包含正面启示——当众多电影靠大制作和地毯式轰炸的广告效应来提高、确保票房时，“粉丝电影”则是在尝试另一种方式和可能性，即通过小成本、针对特定目标人群来获得票房。
发展小众、分众电影应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正路。扶植中低成本电影，也应成为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中国有如此大的潜在电影观众群，只有把不同人群吸引到不同影院，中国电影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中国青年报：不过，目前小众电影很难有呈现的平台，一些大导演的大制作已经排满了各大院线的档期。
戴锦华：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中国有蔚为壮观的电影产业，影院却大都集中在超大型城市中，省会城市、中小城市的影院非常少，这是很讽刺，也很失衡的。而且，我们经常看到多厅上演同一部电影的情况，观众没有多元选择的空间。据说，已有相关政策出台，要求或鼓励省会及中小城市兴建影院，希望有效。更多、更有覆盖面的影院系统，会意味着更丰富、多元的观众群的出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除了“粉丝电影”，很多国产片都大打“明星牌”，不太重视电影的其他元素，您觉得这正常吗？
戴锦华：上半年，在美国遇到的一些业内人士对我说，感觉你们中国只有一个女演员——范冰冰，好像每部戏都有她在演。我感觉更大的问题是，比如《赵氏孤儿》，一个包括范冰冰在内的豪华明显阵容，也未必能填补其叙事的孱弱，内容的空疏，最终无助于商业成功。过度依赖明星的现象表明，电影人缺乏自信，缺少言之有物的表达冲动。
明星并非票房成功的充分必需条件，比如《集结号》，几乎没有大明星，但票房大获成功，而且造就了张涵予这颗“星”。《让子弹飞》的卖点之一是“三帝一后”，但不难看出，明星阵容只是它空前成功的因素之一，绝不是唯一砝码。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国产电影应依靠什么提高竞争力？
戴锦华：有赖于电影的整体制作水平的提高，也取决于中国电影人（包括演员）真正有效地跟社会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
在我看来，太多的国产电影悬浮于中国社会现实之上，完全不接地气；太多电影人已经太久没和中国社会的任何阶层发生互动了，没有生活的切身体会。他们所处的“电影国”相当封闭和稳定，这使他们难以分享社会任何阶层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感。我记得曾有位导演在被问及“为何老拍‘帝王戏’”时说：“我根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不拍皇帝拍什么呀？”她的回答很诚恳、坦率。这也是一部分电影人找不到电影卖点，只能大打“明星牌”的原因。
说到商业化，人们常常仰慕好莱坞，但大家没意识到，好莱坞的常胜因素也并非仅仅是资本、奇观或者明星，而是他们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其变动的高度关注和敏感。比如他们近年来的B级片（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编者注），会直接呈现金融海啸、失业、伊拉克创伤等等内容，在打开伤口同时，再以好莱坞特有的形式遮蔽、包裹起来。他们迅速改变了营造“白日梦”的方式及路径。
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中国电影人如果能真切地关注并体认社会生存状况，从中寻找故事，延展其讲述方式，那么，哪怕一位偶像、一群粉丝的电影也可能妙趣横生。
本报记者 肖舒楠 实习生 张维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