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克：向集体说不

    对晚年的艾伯特·杰·诺克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糟透了。

    上世纪才过完30个年头，没有一个政权是他喜欢的。在外部，越来越强大的共产主义苏联和尚未被击垮的法西斯德国让他深恶痛绝；在国内，他对美国从罗斯福新政开启的国家工程和福利政策深怀不满。

    “人类在任何领域进行的任何大规模实验都失败了。我想我是第一个不但揭示它们为何失败，也揭示它们为何必定失败的人。”诺克信誓旦旦地预言道。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奉为真理。只不过，当时说出这句话的诺克已行将就木，而全世界都还在为“集体主义”这一新发现欢呼。由于诺克1945年便死去，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所预言的那些大规模实验的最终失败——纳粹德国是投降了，但欧美国家对大工程的迷醉方兴未艾，苏联的兴盛则还要延续几十年。

    无怪乎，在死前一年多出版的书里，他把自己这样的人称为“多余的人”。

    他本人按说不应该觉得多余——无论是作为政论刊物《自由人》的编辑，还是作为畅销书作者，他都有卓越的名声。他创作的作品，在一群同样不合时宜的人眼里是导师级别的，且不论观点如何让人推崇，仅文字就不俗。一个评论家称，诺克口语化的文风在18世纪古典英语和美国口语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但如果看他的观点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情形，他也确实有些多余。

    简单审视之下，有人也许会认为诺克的立场是多变的：他厌恶已经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当十月革命刚胜利，美国出兵参与干涉时，他又抨击美国政府。他对纳粹德国的反感不亚于苏联，但他是少有的一个自始至终反对美国参加二战的美国学者。

    他是罗斯福新政的最执著的批评者之一，因为他认为，那不过是国家用来加强社会控制的借口。当许多人认为新政所赋予总统的巨大权力只不过是暂时性的，他却让他们等着后悔，因为他认为，权力一旦被收拢，就再也不会还给人们。

    没有一样合诺克的心意：除了批判各种形式的政权，他在社会生活里也指指点点，颇多不满。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抨击婚姻制度；作为一个曾经的基督教圣公会牧师，他又对自己所属的教会冷嘲热讽。

    就连民主制度本身也不例外。事实上，诺克内心真正反对的，是“国家”这个事物本身，以及与国家相伴随的、限制人们自由的一切集体约束。

    尽管他承认，国家的目的经常是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但他却坚信这事与愿违。“正是国家把体面的、可爱的、文明的东西给挤跑了，”在《多余人回忆录》中，他哀叹说，在国家不进行干涉的那些领域，生活总是丰富多彩和富有创造性，但一旦国家出场，“再低级的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低级。”

    在当时，诺克选择了一种许多人欣赏，但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实施的政治态度。他在国家的庇护下反对国家，希望人们获得一种让美德能生根发芽的自由。他抗拒任何试图“通过强迫和收买来改善别人生活的冲动”。但他自己也明白，他坚持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这无可避免会让这个敏感的人感到幻灭。在他人生尽头出版的《多余人回忆录》里，他为与自己面临相似困境的人提供的选择，看起来有些无奈：那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个性，不向庸俗的世界低头。

    他的文字不经意间透露出他的脆弱之处。作为一个成天谈论政治的作者，诺克内心充满了对季节、天气的敏感。在自传里，他甚至形容说：“一个活跃的晚餐会让我整夜不眠，中午与我进行一场持续的对话会让我整个下午无法做事。”尽管诺克能够言之凿凿地预言人类社会兴衰交替的悲惨命运，但他推销自己的时候却不那么坚定。“我为数不多的成就也许永远不会被接受，”诺克说，“不过如果它们被接受，那对社会会有些好处。”

    在这一点上，他有点过分谦虚了：在他死后不久，《多余人回忆录》一度成为新兴起的保守派入门必读之作。人们起码能从诺克那里得到如下教益：无论现实多么残酷，他们都可以向集体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