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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小学生刘实伊需要借助眼罩和耳塞才能入睡。她住在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徐庄村的一间货站内。货站位于城市外环线和高速公路交会之处，是此地密密麻麻的几千家物流企业中的一家。
从去年起，11岁的刘实伊和父母生活在这间租来的不足20平方米的货站里。
她的父亲刘文军肤色黝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名失业的监理工程师，几年前从电视机里听说“国家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就来到这里打工。如今，刘氏夫妇在风起云涌的中国物流业界拥有了一家货站，也把女儿接到天津上小学。
他们为女儿准备了眼罩和耳塞。物流园区的噪音，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随着夜幕来临而变本加厉。夜间是货站装货和卸货的繁忙时段，叉车和货车在窗外穿梭。即使关门闭户，货站里4部移动电话和4部固定电话铃声也随时会在半夜响起。
“给我安静的一个小时行吗？”刘实伊这样问过父亲。
但噪音还不是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她在天津市红星路小学的老师无意中发现，班里几个东北孩子在午休时间会说一些连老师也听不懂的名词，都与货运有关。
老师提醒刘文军，称职的父母应“创造良好的环境”，不能让孩子耳濡目染，只知道接货和送货的事情。
刘实伊甚至能帮父母开货单。她天天能看到贴在墙上的天津、河北、山东、浙江四地地图，那是自家货站的车辆主要经过的省份。
刘文军不想让女儿继续这种生活，而希望她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放学以后有个玩耍的空间，有张可写作业的桌子。
在这个几万人聚居、其中多数都是东北人的嘈杂世界里，说不清有多少这样的子弟。对于他们放学以后的生活，那些开货站、办饭馆、卖大米的父母们束手无策。
“至少有一半是为了俺家孩子。”36岁的刘文军决定做点事情。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金钟街东北农民工流动人口协会团支部书记。协会主要承担一些计划生育事务，最近几年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
2011年夏天，这个基层的党团组织所做的一件大事，是建立了“东北娃文化体育交流服务中心”，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放学后的去处。
这是刘文军与做轮胎翻新生意的协会会长兼党支部书记刘殿君等“研究”后的决定。刘殿君说，过去发放避孕药具，做的是“控制人口数量”的事情，如今要做的是“提高人口质量”了。
刘殿君自费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并在门前郑重其事钉上东北娃文体中心的牌子。这使它看起来与隔壁的日租房、小旅馆以及露天晾晒的运动鞋格格不入。
他们从二手市场淘来沙发、空调和乐器。例如，他以3000元的价钱搬回一台被雨水浇过的钢琴，请人修了一下，又可以演奏了。扬琴、音响、电视、乒乓球台则是向同行“化缘”来的。
“东划拉西划拉，我的脸也大，敢要。”刘殿君说。他仍嫌这个不足百平方米的房间过于空旷，希望淘换点桌椅板凳。
“少年强则国强”，他们引用梁启超这句名言，向同行和同乡劝募图书和乐器。他们还邀请文化馆的老师来给孩子们开设学费低廉的课外培训班。
一家在当地开办多年的“春蕊补习班”也加入了，成为文体中心下属的培训基地。这个设在小超市楼上的补习班目前招收包括刘实伊在内的50多名孩子。每天放学之后，他们可在这里接受几位大学生3个小时的辅导，学费为每个月300元。许多父母忙得甚至希望补习班能提供食宿。
所在街道和地区的团委得知此事后，帮着开具证明，去联系大学生来任教，还推荐草创的“东北娃艺术团”参加了团天津市委组织的全市歌咏比赛。
为了提供可靠的资助，刘殿君和刘文军等人今年注册成立了一家货运公司，将收入拿出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公司面积只有30平方米，墙上的东北农民工流动人口协会、党支部和团支部的材料比营业执照还要抢眼，刘殿君戏称这是“合署办公”。据他自己评价，做这件事的人“具有相同的价值观”，都不是“掉进钱眼里”的人，他为此感到骄傲。
闲暇时，刘殿君写了一首《东北娃之歌》，让孩子们在歌里回味那“大米高粱老玉米，西瓜甜掉牙”的生活。
刘实伊喜欢这首简洁的歌曲。截至目前，她被认为是唱这首歌唯一不会跑调的孩子。不过，她在歌唱上的优势很可能“失去”——眼下，大人们雄心勃勃地计划组建一支少年管乐队，还要送他们在国庆节、在很多特殊的日子出去登台演出。
有了文体中心，这些“东北娃”的舞台突然间变大了。他们不难欣赏到理发师傅和洗头工的舞蹈，也有更多机会学习父辈们的东北二人转。如今，刘实伊放学之后除了去补习班，还可以到文体中心滑一会儿旱冰，再“捣鼓捣鼓钢琴”。当那生锈的琴键按下，外界那需要耳塞才能挡住的噪音也抵消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