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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近来，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轧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该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们这个道德虚弱的社会的心脏。针对“小悦悦事件”及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
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小悦悦事件”？
孙春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息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上就有关于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2007年“彭宇案”的判决，把能否见义勇为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次“小悦悦事件”则将这一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看，公众关注和讨论道德问题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讨论越清楚，特别是在社会道德状况令人忧心的情况下，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道德问题症结的认识，这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道德风气的好转依然抱有期待。试想，如果“小悦悦事件”出来后，大家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谁也没兴趣讨论，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浏览网络上的讨论，我看到，网民们在对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道德反省。这是公众道德良知的体现。面对极端的反道德事件，我们有权对此表达道德义愤，但我们也需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检讨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评价当下的社会环境？
孙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气比较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气的原因。媒体不断曝光的炫富、为富不仁等现象，更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覆盖到所有人。面对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些老百姓选择了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不太顾及他人。
其次，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这样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悦悦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漠视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不满意。不可否认，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员大家也屡见不鲜。于是，人们对政府官员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这种想法的人自然不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
中国青年报：您是否在说官德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影响极大？
孙春晨：是的。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官员应当成为老百姓的道德榜样，这并不是要求他们做道德圣人。虽然老百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焦裕禄、孔繁森，但其实只要官员能严格遵守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老百姓也就满意了。
可问题在于，有些官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仅不为老百姓办事，还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还感到与官员打交道很难，觉得与他们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个让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场上潜规则横行，只要有潜规则存在的地方，没权没势的老百姓都会感到很无力。
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所以，我认为，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再应试化了
中国青年报：在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中，有人主张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您支持吗？
孙春晨：我反对。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当一个人因帮助他人而遭受诬陷时，法律应明辨是非，为道德撑腰，但法律不能将道德行为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道德行为源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和行动上的自觉。如果用立法来强制公民有道德，就剥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由，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也就没区别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实践中也难以实施——你如何证明一个人“见”或“未见”？
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中国青年报：在本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不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孙春晨：的确如此。当下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而且还应试化了，学生能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一定去践行。
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他们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讲的有差别，而且很多人也没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去做。这反过来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道德场景中去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我们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对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不少人非常悲观，有一种无力感。对此您怎么看？
孙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观，一味沉浸在无力感中却不行动起来，这个社会岂不会更糟？我主张大家从改善身边的小环境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规则、给老人让座、爱护环境等，这些事看似很小，却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增加他人对社会的温暖感受，还会给行动者自身带来快乐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政府及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
本报记者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