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残老兵们的暮年时光

    吱吱呀呀的二胡声从虚掩的门缝里漏出来，陈富君端坐在窗前，对着室外一片明亮的杂草丛摆弄着手中的乐器。他没有听到敲门声，这位志愿军老兵的耳膜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炮击震破了。

    偏僻安静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里，75岁的陈富君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5年。这座位于成都市郊区农村的大院里，最多时曾有1000多位抗美援朝伤残军人，随着他们中很多人回乡安置和不断去世，如今只剩下28位抗美援朝老兵。

    那枚影响了陈富君一生的炮弹还将他冲倒，“我摔下阵地，头部也负了伤。”他慢吞吞地回忆说。在他房间门口的伤残军人简介铭牌上，“伤残情形”一栏写着：癫痫，腰骶部炸伤。

    穿过长长的走廊，休养楼另一头和陈富君家对着的房间内，住着一级残废军人周全弟。同样是42.77平方米大小，一间客厅，放着双人床和衣柜，里屋被分隔成厨房和卫生间。与众不同的是，床头摆放着一台可以上网的台式电脑。

    1950年，觉得“当兵好玩”的周全弟，背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38式步枪入朝参战。严寒冻僵了一切，他和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的战友在冰天雪地里埋伏了三天，阻击美陆战1师，在近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冻伤致残，四肢被切除。那时，他跨过鸭绿江才两个月，只有16岁。

    “就像一株正在茁壮生长的树，突然一天从中间被砍断了。残酷不残酷？”周全弟坐在藤椅里，挥舞着光秃秃的臂膊说。

    后方医院的医生护士提供给伤员们的都是两本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在休养院里和陈富君、周全弟相处了50多年的一级伤残军人涂伯毅，也躺在病床上反复读过这些书。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面部被毁，双手残疾。绝望的他甚至不愿出门，后来即使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他都没去读，因为老师总要面对学生，他担心自己“可怕”的面容吓着别人。

    几乎每一名伤残军人都会经历或长或短的精神涅槃。陈富君刚来休养院时下肢瘫痪，性格坚强的他躺在床上学习二胡，康复得可以下地走路后，他跟着休养院业余演出队到全国巡演。儿女们回忆，父亲年轻时最擅长《赛马》、《二泉映月》等名曲。“我要做个有用的人。”陈富君说。

    然而，失去了双手双脚，日常生活对周全弟都是困难。他将勺子绑在残臂上吃饭，把衬衣改成按扣以独立穿衣，他甚至学会了洗衣、做饭。“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他有些得意地说。

    顽强的周全弟还要“用笔再为人民服务”。凭着5年私塾的底子，他开始练习抱笔书法，几十年来，他为别人书写了几千幅字，人们评价他的行书有“硬气”，休养院正在筹划为他出本“抱笔书法集”。周全弟喜欢写的是“自强不息”、“梅花香自苦寒来”之类的语句，这样的字句也雕刻在休养院花园的石头上。

    在休养院编辑出版的厚厚院志中，黑白老照片记录着早年抗美援朝伤残军人与命运抗争的努力。这些失去双手、失去双腿、失明、烧伤的残疾军人，写小说、学作曲、练按摩、打毛衣，甚至养猪种菜，以不虚度光阴。他们发表的作品、编织的竹篓有的至今还陈列在休养院的荣誉馆内。

    对于经历过8次大手术、死里逃生的涂伯毅来说，“做个有用的人”这么多年来包括为战友义务修理电视机、参加业余演出队演出、担任义务地震监测员、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到如今，还剩下一项，担任荣誉馆的解说员。

    已经80岁的涂伯毅每天都穿着干净的旧军装，衬衣上的风纪扣系得整整齐齐，以准备随时到来的荣誉馆讲解任务。“那里是我新的阵地。”他摆弄着头上的黑色棒球帽说。

    在这座大礼堂改建的荣誉馆内，涂伯毅不知道讲解过多少遍了。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件展品，从一楼领导人为休养院伤残军人的题词，到二层的各类赠送纪念品，再到三楼的休养院历史和英模人物照片，根据嘉宾的时间，他可以干净利索地在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也能够从容地侃侃而谈一个小时。

    二楼国画大师丰子恺赠给伤残军人演出队的“菊花图”常是介绍重点之一，显然他很喜欢这幅题着“经霜犹艳的黄花献给最坚强的英雄”的国画，把它复制后装裱在休养楼四层的家里。

    伤残军人们同样渴望爱情，休养院绝大部分抗美援朝伤残军人都建立了家庭，涂伯毅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他和老伴享受着天伦之乐。“我是一个幸存者，也是一个幸福者。”在演讲稿里和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这么说。“我不和同学、战友比，那只会越比越悲观。”他说，“我们要和安息在异国他乡的烈士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有时候，涂伯毅会梦见自己的战友，还有自己受伤的1951年2月14日。那一天的下午三点多，他和两位姓谢的战友大老谢、小老谢隐蔽在朝鲜汉江北岸文福里的山坡上，他们忍受着敌机掠过的气流和发动机的巨大噪音，涂伯毅甚至可以看清敌人飞机机身上的英文字母。

    那一天敌机总是在他们头顶盘旋，就在他们想要转移的时候，从汉江南岸飞来的敌机上落下一个黑影，涂伯毅习惯性地卧倒，四肢撑地，张开嘴巴，但他没有等到重磅炸弹震耳欲聋的轰鸣，却是一声奇怪的“噗”——整个山坡一片火海。后来才知道，大老谢也被烧伤，小老谢牺牲在那里。

    其实，休养院的医生们并不主张休养员老沉浸在往事中。住在涂伯毅旁边的一级残废军人李举洪就不喜欢回忆，在朝鲜战场上他被敌机炸伤，双目失明，手指受伤致残。他歉意地说：“没做什么事情就残废了。” 

    82岁的李举洪喜欢听评书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平原游击队》，他都听了个遍，“我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收音机。”戴着墨镜的老人微笑着。说完，他就从抽屉和柜子里顺手摸出大小四个收音机，熟练地调台。他又献宝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盲人表，用力一揿，一个响亮的女声报时：“现在时刻上午8点45分！”

    老人不太想过去的事情，他说：“太残酷了，村子里出去5个人，就回来我一个。我不愿意想，想了晚上会做噩梦。”有的学校请他去作报告，盛情难却他就讲讲收音机里听来的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的故事。

    闲来李举洪喜欢让老伴陪着在院子里的柏油路上散步，或者在长椅上坐一坐，听听香樟树上的鸟鸣。在这座鲜花盛开、满眼碧绿的休养院里，到处可见摇着三轮车自在散心的休养员。

    10月11日上午，安静的小院突然热闹起来，一场推迟的重阳节老人步行活动在休养区举行。前面是浩浩荡荡的三轮车队，后面是徒步的人群，围着长方形的花园漫步三圈，每人都可以领到一大袋洗衣粉奖品。这是被记入院志的年度活动。涂伯毅抄着手，在队伍里健步如飞。

    周全弟没有参加今年的步行，老伴10年前去世后，他显得有些落寞。屋里的电视常开着，他还学会了上网，有时打开电脑打两圈麻将，或者照看一下自己的“农场”。儿子每周会来一次，为他做好七天的菜，冻在冰箱里，吃几片饼干他也能对付一顿。午后，他会摇着三轮车下楼，到花坛边晒会儿太阳。

    老兵们年岁已高，疾病不知不觉中就缠上他们。周全弟有糖尿病，李举洪心动过速，陈富君的桌上整齐地码着治疗心脏病、糖尿病的药盒，时而发作的癫痫和神经疼还在折磨着他。

    老伴张光珍说，陈老发病时嘴里常会喊着“冲啊”“杀呀”，晚上常常要吃止疼和镇静的药才能入睡，心情好了才拉会儿二胡。陈富君带着感冒的鼻音说：“医生不让我把二胡特长丢了。” 

    “陈老，请您拉支曲子吧。”有人邀请说。

    陈富君兴致很高地答应了：“我给你们拉支《上甘岭》的主题曲！”摆好了架势，他突然尴尬地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第一句是什么来着？”略一提醒他就记起来，于是握定琴杆，垂下眼帘，很快就沉浸到了《我的祖国》的曲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