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盘

    有些历史和故事，可能为很多人所不知。

    1990年3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地。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朱市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此时，上海的金融官员对市长的时间表闻所未闻。

    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空手上任，“感到自己就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那样无助。” 35岁的尉文渊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后者彼时正沉浸在炒卖国库券的快乐中。而全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比较成形的股份制企业11家，够上市资格的则仅仅6家。

    上海即将开市的消息，让深圳心急火燎。过去的一年，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迟迟未得回复。尉文渊紧锣密鼓，深圳人决定加快脚步。

    12月1日，深圳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开市。说是开市，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批文，开市仪式也低调得多。匆忙开市的深圳交易所甚至没有电脑交易系统，第一天成交股票8000股，采用的竟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纯手动模式。

    3年后，深圳股市首次闯入国际市场，与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股市行情。当时，中国没有证监会，国家体改委时任副主任刘鸿儒在交易所里惴惴不安。上午9点，他和同僚们死死盯着蓝色大屏幕，这时出现海外投资者第一次叫价，可惜没有成交。过了大半个钟头，所有人如坐针毡，第一笔交易最终成交：南玻A股两千股。

    微小的交易让刘鸿儒心得意满，他跟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好多人围在一起拍了个大团圆。更多的人只是在看热闹，他们不解地嘀咕：“不是在拍电视吧？”

    但是，渐渐地，人们知道了股票的力量，只是能沉得住气的人很少。名为康柏华的股民被套15天，选择上吊自杀。他永远不会知道，仅仅一周后，股市一飞冲天。

    中国股市诞生的过程如此仓促忙乱，却不妨碍这个市场日后的波诡云谲：各种“系”翻云覆雨，“ST”股票的出现更激起无限忧虑与激荡。

    基于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和金融专家设计了一套警告制度，对连续数年亏损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很长时间内，被挂牌ST成为上市公司的“耻辱柱”，那意味着盈利不佳，提醒投资者敬而远之。然而，退市机制的粗糙让ST成为利润滋长的最后一公里。ST股票将胆小者吓退的同时，引来大批觅食者：神秘散户、股市高手、知名大牛、企业高管、商界大佬，连番上演令人目眩的财富神话。

    饶有趣味的是，ST投资客中的成名者多以夫妻档面貌示人，其实不过为多开账户，掩人耳目。《妖股》中说：“最牛散户”叶晶、刘芳夫妇在ST金泰上大赚两千万，媒体穷追不舍，竟然发现刘芳对“丈夫叶晶已将账上股票悄悄炒到千万”毫不知情。

    同属“千万级别”的，还有任淮秀夫妇。2006年，ST盐湖还叫S*ST数码时，连续三年亏损，面临退市，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任淮秀5元抄底，最终与做公务员的妻子股票账户收入5000万。而后媒体爆料，“五千万教授”正是S*ST数码重组顾问，个中故事，意味深远。

    人前风光，人后究竟有多少没落和隐秘，不为人知。可是，书中披露的ST公司高管恩怨情仇、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较量、宏观政策和产业规划的变更，似乎预示某种更大的力量操纵掌局。而本书作者作为潜伏股市多年的财经记者，尽管表述节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深忧虑和思考，还是令人寒凉。

    不过，有趣的是，大佬与散户也会相中同一只股票，与其归结为巧合，不如说他们被同样的利益所吸引。谁又能想象，刘芳夫妇大赚千万的ST金泰，会成为羁绊昔日首富黄光裕的绊马索。

    十年前，红极一时的“K先生”吕梁黯然离场时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大家宠庄爱庄的年代。无股不庄，无庄不股，中国股市赌性十足，换手率堪称世界第一。中国股市违规操纵比比皆是，黑幕重重，人称上市圈钱，公司偷钱，庄家抢钱。”这么看来，生物界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资本市场：一群小鱼后面跟着若干大鱼，大鱼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

    因此，十年后，当初的大庄家退隐江湖，新庄家春风吹又生，唯独散户命如蝼蚁。

    2011年夏末，美股暴跌，引发全球股市一路下行，让香港影片《窃听风云》成为距现实最近的隐喻。一句台词说得好：“我的命，我自己操盘。”然而，在那个收盘、复盘的游戏中，每个人都是环环相扣的“被操盘”者。“自己操盘”的结果，只能是出局。

    这，就是《妖股》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游戏系统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