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走出历史暗室

    据说字迹是一个人的心理图解，那么绘画与摄影之作尤是。它们的构架格局、疏密比例、扩张与收敛的势态、怒张的冲击力或言浅旨远的含蓄等不同底调，以及与周边的关系处理，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摄影如在激流中截流，有更大的随机性——正像一棵树，叶片连结了枝蔓，枝蔓连结了枝条，枝条连结了枝干，许多根线条形成一个走势，也通往一种解释。

    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集》呈现了意味丰富的画面意象。周海婴之子周令飞说，在父亲拍摄的两万余张照片中，90%的画面都是有人物的。用艺术批评家朱其的话说，周海婴也拍摄了一些空镜头的景观。有些是非常冷僻的角落，比如音乐堂的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或者一个院子的边缘，或者一些水泥墩子叠在一起。他关注人们密集视线的盲区，并且“在大风景和大场景中，角落里通常会有一个人”。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大半生都扮演着一个民族精神旗手之子的角色，也因此在公众的眼中成为伟大父亲的影子。他似生活在一种家族荣誉的心理负重中。他曾说，“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这固然是荣光的、炫目的、名垂青史的，但也是多么沉重的一件事。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鲁迅为之取名“海婴”，意即“上海出生的孩子”。1936年鲁迅逝世时，周海婴7岁，实际上对父亲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大多数时候是从一个民族的宏大传说中认识父亲的。

    他当然也得到了父爱。许广平著的《鲁迅回忆录》中提到一个细节：在上海，他们家雇了一个善良纯朴的老女工，鲁迅要孩子叫她姆妈，不许直呼其名。每逢吃饭，她都来到鲁迅书房做清洁或者带小孩玩耍。“有一次，她和海婴在三楼阳台上一页页吹纸片，说是放鸢。孩子看到纸片上下飞舞，高兴极了。我们不看犹可，一看，却是鲁迅书架内的一本书被撕去大半本……因为她是文盲，不懂得鲁迅嗜书如命的脾气，只图博得小孩子欢喜……但鲁迅并没有责备。”周海婴自己也表示，他从父亲的遗物——如信件，那里面提到他——中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喜爱。

    特殊的家庭背景，终使他待人处事如履薄冰。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们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过去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他一直被公众期待“应该怎样怎样”，他的生活牢牢地“被‘人场’控制着”。他有时候会冷不丁自嘲“我就是个道具”。或者摄影本身是他心灵的梦游。其实他的公共角色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精神暗室。

    周海婴说自己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照相馆照相。“自儿时起我对照相并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我10岁便拿起相机记录人生。”“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母亲身体状况不好。一位姓蔡的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住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此后70年，周海婴热衷于是。

    但他对这件自己热爱的事总是半信半疑。他一直没有自信将照片示于公众，也不能确认这是艺术。陈丹青说他“斯文谦和，老牌的上海文人脾气，随口说几句自贬的玩笑”，确是活画。

    隐在摄影作品背后的他，却是活泼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的，透着对上海市民阶层的广大的亲切感。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见上世纪50年代上海殷实人家的私家车库、坐在房顶上反叛的青春女孩、吹哨子的儿童、熟食小贩、修鞋修锁的匠人、街角游荡的乞丐以及1949年上海私人诊所里打针的旗袍女孩。他的视野中，有新式婚礼、点心铺子，有商人、淑女、缝纫的邻人、游黄浦江的活力青年。1950年以后，他所拍摄的画面基本与国家建设、社会风尚相关。如，抖空竹的人、举重的青年、里弄里肌肉结实的健美明星、街头的宣传标语等。他的人像摄影多风格沉郁。他透露了自己：机智而活泛的，敏锐的，对自己多少有些犹疑和不确定，但在自谦中也有明确和肯定。

    他拍摄的动因显然不只是技术原因，他对人的生命感觉很有反应。又有谁的艺术动因是源于技术呢？如同文学、建筑与舞蹈一样，它们的好处全在于对生命状态的自觉。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时刻观照，那些艺术堆积就是负担或者垃圾。

    有人质疑这些照片的价值。我们狂奔的路上，那路边的树又有什么价值呢？对每一个疾驰在生命路途中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就是路边那些一晃而过的树。平庸的树会成为被速度拉直的横线条，好的树会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