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政府大楼的人

    白小刺号称拍“肖像照”的。但他首先不是拍人的脸面，而是拍政府的脸面。北到呼和浩特、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到张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打着车在街上转一圈，如果司机说这里有新建的政府大楼，他一定会试图去拍下来。

    到现在为止，白小刺已经完成了40多个县市级政府大楼的拍摄，被称为“从样本意义上完成了对中国县市级政府大楼风格的收集”。

    这些照片看上去似曾相识：每一幢大楼都横平竖直，左右对称，永远处于距离建筑50米之外的正面拍摄。白小刺刻意使这些政府大楼的照片呈现出一种正面标准肖像照的意味。

    在镜头中，大多数政府大楼的建筑风格都具备几个关键词——罗马式、古典式、白宫式，有廊柱，追求厚重。

    当白小刺的政府大楼“肖像”系列达到一定数量后，他的名气也不胫而走。人们在网上评论他的照片——“祖国强大了，为你骄傲！”但也有人议论说——“政府大楼这么宏伟，耗资巨大！”

    实际上，对于这个一直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摄影师来说，这只不过是他用摄影镜头反映思考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的政府大楼在2005、2006那几年进入建设繁盛期，而那几年也是中国土地市场急速扩张之时，撤县并区、新区林立，而政府大楼往往建在城市新区，为新区发展起到经济驱动作用。”他字斟句酌地说。

    白小刺没有为自己的政府大楼系列照片起带有倾向性的名字。他觉得，建政府大楼首先是经济驱动的显现，其次才是政治的审美、政府的象征，“就像开商场要开旗舰店一样”。

    “但政府大楼也不是没有个性美的。”他强调道。比如在贵州凯里，民族式的大楼让他回味良久。而在甘肃天柱，藏式风格的政府大楼更让他耳目一新。“那次去福建晋江，还看到了后现代式的设计感极强的政府大楼。”

    尽管乐在其中，但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酸和苦辣。想拍政府大楼，最大的困难是进入拍摄场地。一次，他想拍一栋政府大楼，但对面50米处恰好是另一个政府机关，门卫找他要证明或介绍信，他拿不出来，所以最终也没能“就位”拍出来。

    久而久之，白小刺学会了怎么跟门卫打交道。“一般要目不斜视，以工作人员的姿态进入。”他甚至练出了本事，看一眼门卫，就知道好不好进去、应该怎么进去。

    除了拍“县市级”，他偶尔也“越级”到地级市。拍安徽阜阳的“白宫”时，他围着建筑转了好几圈，始终找不到最佳拍摄点。最后他发现对面一座服装城楼顶最适合。天马上就要黑了，就在最后一刻，他在楼下洗脚城里碰到了一个保安，正好有服装城楼顶的钥匙，才得以顺利拍摄。

    一次在西部某县，白小刺坐了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那里，没想到政府大楼对面就是供电局大楼。看到没什么人栏，他一口气跑到楼顶天台。拍摄完毕，他才发现天台的厨房里有肉、有鸡，就摆在那里，没有人管。

    白小刺目前在深圳经营着一家公司。天南海北的拍摄后，他回到深圳，要把这些海量拍摄的“信息碎片”组合起来，并最终形成作品。对他来说，拍照只是完成作品的第一步。

    在白小刺的履历中，作为摄影师的他从没有获得过任何知名奖项。“曾经兴致盎然地填表申报过荷赛，却最终没有寄出作品。”他笑了笑说。本来有机会以单幅作品一万元的身价，作为签约摄影师进入某跨国机构，也被他拒绝了。他似乎更有兴趣专注于自由的创作。比如，做纪录片、参加艺术展览、在报纸上开专栏，甚至当社工，为城市健康发展鼓与呼。

    白小刺不是他的真名。当年因为热爱王小波，他以“×小×”的体例为自己起了这个笔名，用于行走江湖。

    他的经历也颇为复杂。1974年出生，大学专业是服装工程，精通各种面料的质地；互联网兴起时却转行去做网页设计师，精通电脑操作；因为经常在论坛上发帖鞭挞时弊，又被报社挖走成为专职写手；写着写着，他又拿起了相机。

    从2004年开始，有事没事，他都喜欢拉着朋友一起，拎着相机到深圳的城中村四处逛逛。“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高耸入云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练蛤蟆功’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最具深圳气息的，是那些城中村。”

    走在城中村九曲十八弯的巷道中，“握手楼”将天空剪得狭长，窄小、潮湿而又黑暗的出租屋，让人难以相信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写字楼只有几步之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风里来雨里去，死皮赖脸地跑到别人家里去，央求他们对我开放最私密的空间，拍摄他们的房子。”白小刺回忆说。

    渐渐地他发现，如果将关注角度从城中村延伸到整个城市，会有更不一样的收获。2006年以后，他的城市化照片中增加了更多的人。这些人依照收入梯度自然分布：有住湖边别墅的成功人士，有住封闭小区的中等收入家庭，有住城中村的小白领，有住工业区夫妻房内的产业工人；有5人以上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有悬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有奉行独身主义的个体家庭……从文化构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婚姻结合体，或者中国和外国人结合的跨文化家庭。

    “中国正在迅猛发展，我们都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小人物。”白小刺这样阐释自己的另一个作品系列，深圳人物肖像。

    他曾在深圳海岸城做过一次展示，是两幅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小学的老师人像，作品竟有4亿像素。他的朋友“低烧”感叹道：“4亿，我的妈呀，这得拍多少张照片，这得花多少时间在photoshop里进行加工和拼接，这得用多大的硬盘去装它！这个东西怎么弄到喷绘公司，怎么打印啊？”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把照片精确到像素的做法，极致到了乏味的程度。但是白小刺却认为，这是对那些有生命力的事件和人物，最好的纪念和表达方式。

    后来，他又将“所见到的城市和城市化”的拍摄范围扩大至全国、全世界。广州万科土楼的小白领、四川绵竹向娥乡的村民、湖南宁乡山区种植山货的农民，窑洞村落、长洲岛民……一一出现在他的镜头里。就连去国外，他也不忘到民间走走，丰富摄影题材。

    在拍摄汶川震后农民家庭时，白小刺发现当地校舍建设急需高标准的设计方案。他联系了活跃在深圳的一家非盈利组织“土木再生”，主动到灾区搜集校舍建设需求，组织设计竞赛，优选设计图稿。一些建筑设计事务所看到这个消息后，加入进来，成功拟定出震后校舍建设的7个高端设计标准。迄今，按照这些标准已建设了7所学校，每一所学校的设计风格都各不相同。

    白小刺还致力于为城市里的自行车争取“路权”。2008年的深圳，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20万辆，有个家住布吉的市民做过实验，从家骑单车到中心区上班，居然不到40分钟，开车却要一个多小时。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拓宽汽车车道、自行车道边缘化，然后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直到最终自行车失去路权。

    那一年，白小刺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常常骑车上班、买菜、赴宴、健身。深圳的街头、写字楼下、地铁里，都出现过他为了使用自行车而与保安们激烈争辩的场景。

    为了争取路权，白小刺更加频繁地使用自行车。“既然你们可以为汽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作为你们的消费者，也应该为我的自行车解决一个停车位。”他屡屡这般强硬地表示。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在白小刺经常去的片区，单车进出不再是问题，甚至有保安会抬起本来为汽车才升起的横杠。

    2009年深圳双年展，白小刺和“悦行城市”项目的几个朋友合作，将200辆自行车放在深圳华侨城片区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用无线GPRS管理网点，免费让公众使用。在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时，白小刺每次都会重复一个口号——路权平等。

    后来，在一次半官方的聚会中，白小刺还顺利地将抗议深圳地铁不允许自行车进入的“加西亚的信”，成功带到了某位领导那里。之后，单车族携带单车就可以畅行地铁了。次年3月，深圳两会召开期间，白小刺和朋友们甚至通过民主党派，成功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城市增加自行车道的提案。

    在被奉送了公民知识分子、纪录片制作人、专栏作家、互联网达人等等称号之后，白小刺强调，自己最看重的头衔还是“一名纯粹的摄影师”。

    谈起他拍摄的政府大楼“肖像”系列，白小刺说：“我站在政府大楼前，时常觉得自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