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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红会扛旗进校园，接着中华慈善总会要评估孩子的“慈善素质”——看得出，“类官方”慈善组织都很着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郭美美”等事件的颠覆意义，慈善氛围和公德意识的日渐淡化、淡漠已成了某些领域的事实。将慈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估”，这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也未尝不可——只是，“尺子”还没修好，就急吼吼地去测量别人的蜚短流长，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慷慨自古英雄色”。大凡有点悲天悯人情怀的，内心里多少都有些慈善的因子。然而，慈善这东西与意识形态、经济水平等等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古人路不拾遗也不能证明今人就道德堪忧，“仓禀实”与“知礼节”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直接。有限的慈善资源“是生是死”，基本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心理传统，二是慈善机制担当着“防护堤”的功用，三是泛滥的“被慈善”现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谈“慈善素质”，起码有两个前提：一者，官员慈善如火如荼，堪为表率；二是慈善机制纯净如水，公众善意备受呵护。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平常年份已有高达300亿元至500亿元左右的慈善捐款，志愿服务开始广泛普及，物资捐赠每年都惠及上千万人次。可见，我们从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资源的素养与能力。首先是慈善产业链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托着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业的正经“批发商”与“零售商”，满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过拔毛式”的托管运营，完全一副“善人勿近”的架势。而在美国，目前有150万个慈善组织，其中仅基金会就近10万个，全美有上千万人在慈善组织就业——没有可亲可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就很难培厚社会的慈善之心。
其次是慈善运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组织领袖拿着每年18万至23万美元的薪水，也不见得有人眼红——为什么我们的相关管理人员号称月薪寥寥数千，却仍被猛烈诟病？一个两三千元月薪的人掌控着上亿资本，而且没有完备的法律防线，会不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诱惑与考验”？类似疑问无人作答，各色流言或寻租事实就会深深损伤社会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国慈善，还处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弥断裂、重塑公信才是当务之急。从“巴比宴”的吊诡到围绕陈光标的种种争议，从小悦悦父亲的尴尬到“8层楼高的中华儿女”……公权与慈善的纠葛、善意与贪腐的角力、理念与制度的碰撞，都处在一个亟待转身又分外纠结的“节骨眼”上——当此语境，孩子的“慈善素质”固然重要，但谁好意思当真去评估呢？事有轻重缓急，更有颜面与底气的考量，还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刚性约束孩子的“慈善素养”吧。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