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编者按：前不久，山西大学学生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农民的利益是如何被损害的——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失衡》获得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的特等奖，被认为是“大学生深入基层”的优秀范本。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郭佩祥记录了他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所见所闻，对这个村子里曾经出现过的不规范的征地、选举等，也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尽管大学生的调研还存在各种局限，但其独特视角对农村问题研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郭佩祥调研的村子，在文中用A村替代。
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郭佩祥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晨光照在土地上，一眼望去是绿油油的麦田，几头老黄牛慢悠悠地从田边走过，一个中年汉子背朝着天在田里挥汗如雨，远处农舍的烟囱上空飘着缕缕炊烟。
同一些在城市里长大，很少去农村，但是爱玩“开心农场”游戏的年轻人一样，当时还是山西大学大三学生的郭佩祥一提起农村生活就会联想起电影里常见的几个镜头，还会因为在城市里生活太久而对农村带着几分向往。
大学课堂上，研究乡村治理的老师董江爱说：“这几年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农村究竟发展成什么样，还存在什么问题，你们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农村看看吧。”
2010年4月2日，郭佩祥和两个同学坐上从太原出发的火车，沿着数百公里的太长高速路，翻过太行山，又经过太原盆地、长治盆地以及上党革命老区，来到了长治A村。
A村脚下埋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是一个资源型农村。一条国道从村中穿越而过，国道西侧是矿区，东侧是居民区和农田。
郭佩祥老远看到村口林立着一排排店铺，脚下走的道路也整洁平坦，心想这个资源丰富的村庄“应该是一个好村子”。
走进村子里，郭佩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村里小道边上到处堆放着垃圾，臭气扑鼻而来。一些平房的墙壁剥落，如同被铲子刮过一样。一个四合院的整面院墙都已经坍塌，露出光秃秃的院子。
“新农村不是首先讲究要村容整洁吗？”郭佩祥又想起村口的景象，觉得很困惑。
三个外来客在村子里四处走动，周围村民向他们投来的目光“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暖意”。来之前，郭佩祥在长治市政府网站上看到，“村民热情好客，会邀请客人进屋喝茶。客人喝一口茶，村民就要立即再倒满”。
郭佩祥走进一个院子，听到里面有说话声。当他隔着院门探头向里张望时，声音戛然而止。院里一位中年妇女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纪委吗？查违法乱纪的？”
在田头，郭佩祥看见一个将近50岁的男人在采煤塌陷区翻土，“土地几乎没有肥力”。一处只有半亩左右的玉米地里，一个60多岁的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干农活。
眼前的A村不是郭佩祥原本想象的样子，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个村子不对劲儿”。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如同一根大脑神经被撩开，郭佩祥想知道A村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从2010年4月开始，郭佩祥一年多时间里5次来到A村调研。从怀疑到逐渐信任，村民愿意打开院门跟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坐下来聊聊。郭佩祥走访了A村318个农户中的200多户人家，他对这个村子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
1982年，A村实行“大包干”，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后的30多年间，A村的耕地面积总量减少了近六成，人均耕地从2.67亩减少到0.6亩。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煤矿来我们村征地了”，“企业也占我们地”，“县政府把我们的地征走了”。郭佩祥梳理了A村近30年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现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耕地先后被征用。
“庞大的土地财政导致各利益主体更多地征地以及村干部不惜倒卖土地”，郭佩祥经过多方访谈和求证了解到A村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土地倒卖案。
2006年4月，在时任村支书的主持下，村集体同邻村人郭某签订合同，同意租用A村南部40亩土地用于建蔬菜加工厂，加工厂应解决40名村民就业，合同期是50年。
“这一看似运作规范且有利于A村发展的土地租用行为，却在实际操作时性质发生彻底改变。郭某在同村委会签订协议后，将这40亩土地倒卖给当地煤矿所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是要在这40亩土地上开发房地产。”郭佩祥说。
正值玉米快要收成的季节，村委会和煤矿的推土机却开到地里准备平地。一位村民对郭佩祥说：“当时很多村民就不愿意卖地，也拒绝领取补偿款。”
当天夜里，村委会、乡镇派出所和矿上的推土机趁村民不在地里，将快要成熟的玉米推倒。第二天清晨，当村民看到地里的庄稼被清理一空时，气愤地找村干部理论，但是村干部含糊其辞，相互推诿。
后来，原本说要建加工厂的耕地上被挖了40亩的大坑，村民们才意识到这里要修建楼房。
“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农业税减免等方面的支持都以土地为基础。”学政治学专业的郭佩祥知道，农民失去土地后，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失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权益。
两年六换村干部
土地被征走了，村民应该得到补偿款。用地换来的钱是否都合理地花在了维系村民个人生存和村庄共同发展上了呢？郭佩祥查看了A村30年征地补偿款账目，发现一半的钱用于村子建设公共设施和办企业，而有超过一半的款额流向不明。
“按照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和征地补偿款属于村集体所有，应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对其作出决策。”郭佩祥不断追问，A村的村民自治权到底有没有实现，村干部是怎样领导这个村子的，村委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疑问在郭佩祥第一次来A村的时候就埋在了他的脑中。那天是星期五，郭佩祥走进A村村委会的院子，发现村委会办公楼的玻璃大门紧锁着。他觉得很奇怪，“办公日怎么一个村委会干部都没有呢？至少也应该开着大门吧。”
他透过玻璃看到，门牌上写着“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的办公室内没有图书和活动器材，而是凌乱地堆放着宣传板、绿色旧木箱子以及其他杂物。
郭佩祥多次听到村民们说起“村里的村干部曾经两年六换”，他核实了这个说法，觉得“如此频繁的更换速度很不正常”。
改革开放30年来，A村只进行过4次村委会选举，“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代，民主选举早已提上日程并受到各级各部门重视，然而寻找A村村委会的选举历史，真是骨感得可怜。”
虽然只有过为数不多的选举，在郭佩祥看来，“A村所有的民主选举都是在极其不规范的操作下进行的”，贿选也是笼罩在民主上空的一片阴影。
1985年，A村第一次进行村委会选举。选举委员会在村委办公室支起大锅炸油条，村民只要前来投票就可以领油条吃，因此A村村民将这次选举称为“吃油条选举”，选出来的第一届村干部也有了“吃油条干部”的称呼。
2008年，继3年前的第二次选举，A村迎来历史上第三次村委会选举。这次选举采用村民海选、两轮投票方式，投票率达到96%，也是A村村委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在第二轮投票的前夜，候选人之一同时也是改选前的村委会主任用卡车拉上面粉，在村里挨家挨户发面，并给每位村民100元钱，请求村民在第二天选举投他一票。
选举的第二天，有村民在选举当场起立高喊，责问村委会主任前夜的贿选行为，但选举没有停止。最终，贿选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票数远低于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在第二轮投票后以5票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
然后，由于非法倒卖土地案、私自处理煤矿煤灰补偿款以及连任后迅速为自己修建了第二处房产等原因致使A村民怨很大，村委会主任在连任后不久就因村民上访而辞职。
A村不得不在镇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第八届第二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为了让村组织正常运转，倒贴了近20万元，自己的建筑队生意也耽误了，还在2009年年底得了病。身心疲惫的他在2010年春节时坚决辞职。
从此至今，A村村委会主任这个职位一直空缺。
如何让农民的利益得到维护？
当A村的矛盾如同一棵竹笋被层层剥开后，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也开始着手进行了。在报告的写作过程中，郭佩祥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性分析也充实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煤矿建设，“村庄有地没钱，却保持了平稳自然的发展”；煤矿在A村征地并下发补偿款后，“A村没地有钱开始混乱”。郭佩祥试图探讨，作为一个资源型农村，A村该如何走出困境，建立资源开发和资源型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让农民的利益得到维护呢？
事实上，郭佩祥也看到，山西长治的资源型农村并非都如同A村陷入困境之中。
郭佩祥还调查过长治市沁源县李元镇某村，这个村庄的经验给了他启示：“在得到煤矿征地补偿款之后，村集体将补偿款的一部分用来建学校、办企业，再将剩下的一部分钱以入股的方式返给煤矿，每年得到的土地红利达数百万元。煤矿和村子在就业、教育和党建等方面深入合作，让村民有房住，有钱花，有车开，这个村子也成为发展村、富裕村、明星村。”
“教科书里说，经济基础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在我看来，村治精英是影响农村兴衰的关键。”郭佩祥大胆提出他的想法，“A村有很好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但凡是遇到品德差、私心重、能力低的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公共资源、操纵选举、倒卖土地等，村庄就会出现混乱和矛盾。反之，遇到能力强、视野宽、作风硬的村干部就能让村庄保持稳定和发展。李元镇的那个明星村就是个例子，他们的村干部私心不重，而且有远见。”
然而，村治精英的选拔依赖于有效的民主选举。郭佩祥认为，“民主制度决定村庄命运，要维护农民利益，实现村庄发展就必须使民主制度运转起来。”
前不久，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农民的利益是如何被损害的——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失衡》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的特等奖。
此次“挑战杯”人文社科类作品评审组副组长奚广庆看完这篇调查报告后感慨道：“一个大学生能如此深入基层，去发现和呈现真实的农村现实情况，很让人欣喜。”
A村的故事已成为郭佩祥记忆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大四学生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发现才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