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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正式辞职，这是欧洲国家自欧债危机激化以来第二位下台的总理。然而就目前欧债危机的程度而言，某国政要的下台，对于修复市场信心的作用，远不及大笔资金来得有效。
10月27日，欧盟峰会推出“一万亿欧元金融稳定基金”(EFSF)等措施。随后，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行政总裁克劳斯·雷格林立即赶到了中国。一家欧洲主流媒体对此发表报道称，“欧元区向中国寻求救助”，英国《每日邮报》的标题则更为吸引眼球： “为了保住欧元这一单一货币的性命，欧洲正向中国伸出乞讨的破碗……”
由此，“中国该不该救欧洲”的讨论再次升温。
而11月11日，一则被广泛转载的外电报道称，中国提出的提供资金以解决欧债危机的三个条件中最简单的一个，即给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包括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系列(SDR)，遭到了欧洲的拒绝。
如果消息属实，这也表明欧洲并不愿意为了获得救助低头。或者在他们看来，欧债危机演进的程度还远没到让他们放弃“原则”的地步。
能救欧洲的只有欧洲自己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欧债危机已经由可控的地区性危机急剧扩大到全球性危机，并使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南端、面积只有11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希腊的债务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已经蔓延到爱尔兰、萄萄牙，将欧洲第三大经济体、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意大利拖下了水。
11月10日，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7%，被认为一脚迈进了“鬼门关”。此前希腊、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的国债收益率均在突破7%以后，便一路飙升，融资极为困难，最后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
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正式辞职。而此前他承诺下台时资本市场的反弹，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用一家西方媒体的话说，“消失得比一辆玛莎拉蒂跑车还要快。”
人们有理由相信，其正式辞职并不能对欧债危机的缓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这场危机的原因，远非个别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所能解释。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其体制上所存在的缺欠，正在欧元区成立12年后，将其推到悬崖的边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最主要的手段。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欧元区的17个国家却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更没有财政联盟体制的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之父的马丁·费尔德斯坦在《欧元与稳定公约》指出，“欧洲现行的集中货币政策和各国分散财政政策的组织机构，使各成员国有一种推行大规模的持续财政赤字并提高负债对GDP比率的强烈倾向。”
“原因在于，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意味着，其中某一个国家发生的过度财政赤字不会引起该国利率的上升或汇率变化。而对于一个使用本国货币的国家来说，变化是应该发生的。这使得欧元区国家的政府无法运用货币政策应对短期的经济低谷。”
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希腊等国家一边债台高筑，一边拼命花钱。据说，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而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5倍。
“地中海式的田园生活”美景，代表了欧洲福利国家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去思考，其经济的发展能否支撑这么高的福利与消费。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在刚刚落幕的财新峰会上所说，“欧洲的问题是生活水平要下降的问题。”
谢国忠认为，欧洲已经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维持现有生活水平，靠的是借债。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德国十年前就看到这一问题，大幅下调了工资福利。现在爱尔兰的工资福利也大幅下降了。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欧洲央行的独特性，使其不能像美联储那样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所以欧洲的阵痛显得特别剧烈。这样的状况反映在财政上就是赤字，再往下追究，就是他们的福利制度没有改变。
因此，经济学家们给欧元区开出的药方首先是压缩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然而，紧缩财政以及社会福利的下降，涉及到政府与选民间的深刻博弈，由此不只导致危机国家政府首脑的频繁更迭，也使得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乔纳森·霍尔斯拉格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中国当不了欧洲的“救星”。欧洲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仅凭中国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帮助欧洲复苏。
中国救不了欧洲，能救欧洲的只有欧洲人自己。欧洲人需要的不只是输血，而是机制的重建， 是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改革。而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的利益决策，这一过程将比单一国家的改革艰难得多。
从长远来看，要维护欧元区的稳定发展以及欧元的地位，欧洲必须建立一个财政联盟，必须要有严格、统一的财政监管制度。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重塑市场的信心。
欧洲本身并不缺钱，缺的是信心。政府要做的是把民间资本引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撰文指出，与累积了巨额外债的美国不同，欧元区整体的外部（负债）状况比较健康。这意味着，只要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资金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也指出，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自身实力还是很强的，欧洲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很良好，所以欧洲不是没有能力救自己，中国拯救欧洲的问题并不成立。
救不救欧洲与道德无关
如同让一个刚刚吃上稀饭馒头的穷人借钱给一个欠了大笔债务但仍不想放弃山珍海味的富人一样，中国该不该救欧洲的话题，不只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争论，也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式的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人给主张救助的人扣上了“汉奸”的标签。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人士也站在道德的角度，给中国援助欧洲施加压力。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日本都深陷危机，中国这个有着3.2万亿外汇储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分担一些全球的苦难。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甚至为此寻求到了经济上的支撑点，那就是债权国必须分担一些债务国的负担，因为它们从向债务国的销售中获益了。
对此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指出，主张中国要为希腊问题负责的理由很牵强。要记住欧洲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的联盟，而中国的储蓄是很多穷人的储蓄。从逻辑上说，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分担负担是有原因的。“沃尔夫先生忘记的是，债权人不介意支付第一张支票，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支付第二张、第三张乃至所有未来的损失。这是一个道德风险问题，需要‘硬预算约束’。”
站在更理性的角度来看，与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而投入的人道主义救援不同，对欧洲经济的援助，其实与道德无关。正如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刘剑雄所言，国际经济领域根本不讲究“助人为乐”。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爆发债务和货币危机，美欧方面索取的救援条件，真正地体现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新育日前撰文指出，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40亿美元救援资金。这40亿美元包括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
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
更有甚者，美国在救援协议初稿中还要求墨西哥为获得救援资金支付1亿美元的服务费，只是由于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断谈判以示拒绝方才作罢。“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向重债国家、90年代向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国索取的条件，与此相比，不相上下。”
2010年春晚，赵本山小品《捐款》里有句台词：“美国人牛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镜头扫过，台下满是会心大笑和鼓掌的观众。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借钱就是求人，总要有个适当的姿态。
但事实上，一贯傲慢的欧洲人并不愿意为了获得资金放弃所谓“原则”，甚至不愿意放低姿态。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否掏钱救助欧洲，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的一种选择，是你情我愿。
“如果中国只是来做慈善，我们不会同意的，这不是做慈善的事，中国买美国国债也不是做慈善。”在刚刚结束的财新峰会上。欧洲联盟驻中国和蒙古国代表团前大使赛日·安博表示， 如果中国判断欧洲债券没有利益就不会买。世界上有足够多的钱来买欧洲债券，所以我们也不担心，会有钱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自救的话，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政治化。
中国拥有更多主动权
事实上，说到买不买欧债的问题，不少欧洲人更喜欢拿美债说事。
据报道，目前，中国已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截至3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为1.1449万亿美元。既然能买这么多的美国国债，那么为什么不能买欧债呢？
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放弃了高福利高质量的生活，节衣缩食省下的外汇财产，最终还是处于风险之地。当“债主”的滋味并不好受。
不久前，来中国游说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行政总裁雷格林就认为，中国此前一直是欧洲稳定基金债券的定期购买国，中国拥有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使得中方对寻求“具有吸引力的、牢固的、安全的投资机会感兴趣”。“中国购买欧债，可以为中国庞大外汇储备找到一个除了投资美元之外的更好选择。”
“美债、欧债都存在很大风险，从中长期来说，中国已经在美债问题上越陷越深，没有必要再进入欧债的陷阱。”余永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债权危机面前，中国不是陷入困境国家的最终贷款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也认为，由于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增长乏力，目前希腊、意大利等危机国家面临的清偿能力问题大于流动性问题，在根本性的解决措施出台以前，对于这些国家的流动性救援将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
相比不确定性更大的欧债而言，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欧洲的一些优质资产兴趣更浓。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黄益平说，欧洲有很多优质资源，它们的价格因市场失去信心而处于低位，这其实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余永定建议，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购买欧洲财务稳健的非金融及金融企业的股票。中国企业可以向欧元区经济注入数十亿欧元的定向直接投资。
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间接援助。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给予欧洲企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通过贸易和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欧元区经常账户情况得到改善，将解放欧洲内部的资金，从而使更多的储蓄流向各国政府。
梅新育认为，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而且以合适条件参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救援、购入相关欧元区债券也符合我们对外资产管理的目标和原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们对欧洲的直接投资权益保障程度还不高，特别是对欧洲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投资，要承受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他举例分析，中国平安集团此前投资比利时富通集团，一度被视为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里程碑。结果，比利时等国政府以“反危机”的名义对富通集团全部优质资产实施了“蚕食式征收”，平安集团不得不将这笔巨额投资全部核销。此案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资产遭遇的最大征收案。
站在理性的角度，客观地审视问题，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地位对中国外需的影响不可小觑。一个健康稳定的欧洲，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都是好事。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都使得中国不可能在对待欧债危机时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因此如何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谋取更长远的利益与发展，是中国切实的考量。
梅新育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助一臂之力，帮欧洲渡过难关并进入一段稳定时期，这无疑是最优选择；但倘若债务国不肯接受合情合理的条件，那么对其债务危机听之任之就是中国的次优选择。毕竟，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在欧盟经济和对华经贸中所占份额有限，即使欧洲五国真的陷入主权破产，也不可能将中国拖垮。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上周表示,虽然欧债危机不利于中国的增长前景,但由于中国银行业主要依靠国内融资,并有大量净国际资产头寸，因而风险有限。
显然，中国在与欧元区的博弈中有着更多的主动权。
本报北京11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潘圆
